传媒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困境
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它是通过知识精英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来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将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传媒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首要前提和重要特征就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管理密集性、资金密集性、人才密集性、技术密集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才高度密集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依赖一个优秀、高效、新锐的智力密集性团队去运作和实施，才能提供密集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才能保证媒体的正常运转和竞争优势。
对纸介媒体而言，不仅要有一流的策划、采编人才，还要有出色的广告、发行、排版、设计、管理人才以及密集的投资，才能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当前媒体发展，已进入产业化、资本化运作的品牌竞争时代，人才密集性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制胜法宝。实际上，电影、电视、广告，对密集性的要求更高，还要涉及到服装、造型、摄影、摄像、灯光、照明、烟火、化妆、动作造型、配音……等等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
可以说，当一个媒体的人才密集达不到一定的集中度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传媒的密集性运作决定了它的团队合作、环环相扣的实质，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够优秀和密集，就会影响整体推进。
媒体竞争的关键和核心是人才，媒体竞争就是人才竞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副院长认为：“对于当前整个的传媒市场而言，高水平的人才相当缺乏，好的媒体管理人才更少。”这不仅是一个学者的感慨，更是一线媒体运作者们实践中最头疼的问题。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发育程度低。尤其是传媒的市场开放程度低，而市场化进程也只不过10年的时间，加之体制障碍、政策壁垒及文化屏障，传媒的商业运作和市场化发展，一直是在半公开、半透明甚至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一方面，媒体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直接决定了传媒的体制和机制，导致其在人才配置上的盲目、随意和不规范。包括许多市场化媒体中，许多掌门人是从机关报分流出去的，价值观念和运作手段上，还带有较多的旧体制痕迹，职业化水平不高。
另一方面，文化的模糊性、主观性和非标准化，使得传媒业存在对新闻与人才的价值判断和资源配置上非客观化、非程序化、非职业化问题，人才不容易配置到位。因而，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偶然性。加之许多相关负责人不一定是业界精英，因此，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仕，或凭借一篇佳作、高学历和名气用人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传媒的上述属性和人才配置的不规范，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缺陷进一步放大，既阻碍了传媒良性、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又不利于传媒产业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净化。因为传媒是实践性最强的文化行业，尤其注重知行合一式的实践与运作。因此，对人才的依赖特别大。不但需要人才，而且需要很密集的优秀人才。
对此，先后执掌过《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的肖培，他的分析切中要害：“新闻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是一项通才的事业，要有广博的知识”。
职业化的困境
目前在传媒市场化和媒体从业人员职业化的同步进程中，将面临三大难题。
学院化 公文化写作与商业写作
媒体市场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媒体语言的转型与包装问题，实际上是怎样适应商业化写作的问题。学院化教育所形成的写作风格、思维模式，与实际的商业写作、商业运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和冲突，需要加以调整和克服。2003年热炒的“新闻院系学生为什么找不到新闻”，也是目前新闻教育的尴尬写照。
在当前媒体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快速进程中，有两类媒体受到致命冲击和排斥，一类是机关报刊，另一类是晦涩、生硬的文学、学术媒体。这两类媒体都因为新闻报道缺乏鲜活特色，媒体语言与公文宣传、理论探讨一样，过于死板教条和程式化，正逐渐被市场离弃。
市场化媒体的人才来源更多地是依靠自身“造血”和人才跳槽。由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体制远远滞后于市场发展，教学内容陈旧、过时，学院培养的人才学非所用、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脱节，新闻人才对学院的主要依赖是新闻知识和理论基础的学习启蒙，因此，媒体即使从新闻院系招进了学生，依然需要媒体对这些院系毕业生的再培养和职业化训练。同时，传媒是实践性最强的文化行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策划运作和采编流程中快速进行。而在当前过度竞争的同质化媒体中，残酷竞争和商业功利使得媒体自顾不暇，无力也不可能大批量地培养、生产新闻人才，只能靠从业人员自己顿悟自学成才。
当总编还是当首席记者
选择新闻媒体作为理想职业，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和选择就是：做总编还是职业记者？
从国际惯例和新闻发展规律来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一种，身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有着独特的行业优势和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而传媒本身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和资讯功能，以及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又使记者的职业优势无可比拟——可谓“一言兴邦，一言毁邦”。
特别是传媒的文化属性，又使这一职业对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道德品质，采访技巧、公关能力、职业敏感都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具备很密集的知识，成为知行合一的通才，动手能力强。因而，又有人把记者称为“万金油”，即什么都懂一点，会一点，玩得转。同时，又兼有文化人的身份，所以，公众对记者的社会认同感较强。
应该说，一个合格、称职的记者，如果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职业精神，个人发展空间是不可限量。在国外，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甚至一些文学大师都是记者出身。
媒体从业人员，处于低端领域就称为记者，做到高端就是专栏作家、观察家。遗撼的是，目前中国纸介传媒处于高度泡沫化和同质化状态，天下文章一大抄，人云亦云，极度功利化和商业化，使得从业人员不能平心静气、扎扎实实地积累知识、钻研业务，而是狂热地跟风和从众。所以，成大器者廖廖无几。
有例可寻的就是，市场化程度和品牌积累走在全国前列的成都报业市场，除了龚建平、李承鹏等，很难再找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职业记者。再延伸到重庆、昆明，更是乏善可陈。
究其原因，就是很多记者浮噪、沉不下去，知识面和视野都很狭窄，又不自量力。
首先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自我定位不职业化。他们从业的目的，就是想先当记者，后当编辑、主任，最后也过把“总编”的瘾。他们的理想是当官而不是做一个优秀的职业记者和报人。因此，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媒体当了两天记者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便跳槽到另一家媒体当主编、总监之类的情况比比皆是，结果使媒体遭殃，而传媒业规范的人力市场也无从建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很多人从业就是为了追逐名利，官本位思想很重；另有一种是少数优秀的记者也想当“官”当总编：因为在媒体这样的文化单位，新闻人才必须借助一定的权力和“位置”才能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往往使很多优秀的新闻人才迷失和错位，破坏了媒体人才职业化的发展。
其次是传媒业的升迁体制与其他行业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一样，稍有成就就可能被提拔调离，而没有顾及从业者在哪个岗位更能发挥作用。
近两年兴起的新锐期刊中，“首席记者”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风行，其旨意无非是提高记者的地位并使之职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尽管还只是刚刚开始，但这是一种可喜的开端和尝试。
稀缺与稀释
媒体是人才密集性行业，但受目前学校教育和媒体职业化水平较低的限制，稀缺尤其是高水平人才奇缺，成为媒体普遍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才稀缺的媒体中，因为“文人相轻”和“鸡头情结”，加之新兴媒体不断涌现，人才流失又不断加剧。人才本来就稀缺的媒体就更加稀缺，被市场不断稀释，根本达不到密集。因此，媒体的水平始终无法提高、无法突破，同质化和恶性经营就在所难免。
另外，传媒的运作的不规范性和人才配置的模糊性，使得大多数成功的传媒体制内部，普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现象。在我国传媒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规范性的竞争环境和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尚未或正在建立，成功媒体凸现的最为成功经验的往往不是竞争环境、制度、投资等，而是一个自我形成的、有核心的、强大的运作团队。这一点已经为市场所公认。然而，一些媒体一旦在市场上获得一定成功，团队就常常把媒体当成自己的“私产”，把团队利益凌驾于媒体和社会利益之上，形成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团队利益一旦得不到满足，或者内部人控制受到冲击后，往往会整体离弃原来为之奋斗的媒体，甚至投奔竞争对手。虽然名义上是“你不仁，我不义”，但实际上仍然是缺少职业精神。
另一种情况是，这些团队确有一定水平，将媒体从较低平台打造成品牌后便成了“有功之臣”，但已“江郎才尽”，传媒需要新鲜血液来补充。但中国传媒向来缺乏退出机制获利益补偿机制，这些人既然无法获得退出的合理补偿，当然也就无法合理退出，结果是限制和阻碍了新的传媒精英的进入，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媒体本身的发展。
当然，投资者、主管主办单位的另一种做法同样会破坏媒体人力资源职业化的进程。当一个团队经历千辛万苦打下一点基业后，摘桃子的人来了。这种情况在传媒业实际运作也时常发生，这同样会对传媒业人力资源市场化、职业化进程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传媒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是多头推进的，没有一个规范的、市场化的、职业化的人力资本市场，传媒业的市场化进程便无从实现，这是摆在中国传媒业、传媒人面前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