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真知灼见还是废话？
最近，我见了一家重要而成功的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声称从没参加过管理课程，也没看过商业书籍。当我追问她说出最中意的管理大师时，她选择了《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的作者史帝芬·柯维(Steven Covey)。她根本没兴趣关注德鲁克(Drucker)、波特(Porter)、莱维特(Leavitt)等管理大师。她也从来不看《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这种对管理研究和理论的轻视态度，在经理人中并不少见。并非因为他们缺乏智识、精力或求知欲。如果不能充分展示这些品质，你就无法管理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不，问题的根源更让人困扰：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在职经理人把管理理论(即便是摘要形式的理论)基本上看成浪费时间。
这是一个问题吗？如果是的话，又是谁的错呢？我们该指责大批管理人员不够严谨，还是该抱怨管理学研究者的理论不实用？
斯坦福商学院的杰弗·普费弗(Jeff Pfeffer)和鲍勃·萨顿(Bob Sutton)在最新一期《哈佛商业评论》上指出，经理人难辞其咎。当然，也存在许多糟糕的研究。但如果经理人肯花点时间搜寻好的学习材料，就会少一些运转失常和倒闭的企业了。我们不该信任单靠经验管理的经理人，就像我们不该信任忽视临床试验的医生一样。
管理学被称为“实践”，而非“科学”
对这一论点的明显反驳是，每家公司都各不相同。医生处理的生物机体，在不同个体之间都大体相同。而经理人做决策时所在的组织和战略环境，却总是独一无二的，更不要说极为不明朗的环境了。这就是为何管理学被称为“实践”，而非“科学”或“专业”。
荒谬——普费弗和萨顿教授反驳道。是的，经理人在制定行动路线之前，需要考虑其组织的特殊性，正如一个好医生要考虑每个病人的病史和个体情况一样。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义务对症下药，以及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公司正如个体，具有独特性，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又是相似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也找到了医学和管理学之间的共同点。他指出，关键的不同是我们的医学知识更先进。医学研究已延续了几百年，而对公司组织的系统研究则只有五六十年。如果管理学看起来很神秘，则只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克里斯滕森教授没有叱责经理人漠不关心，而是呼吁管理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学者和咨询师)提高自己的水平。在他最近与波士顿大学的保罗·卡莱尔(Paul Carlile)合著的论文中*，他指出，任何学科的优秀理论都建立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对现象归类，再注意到相互关系并发展出假说。这种假说随后必须通过进一步详细观察，以及认真寻找反例的考验后，才能得出因果关系(因X导致Y)。
优秀理论以具体情况为基础
许多被称为管理理论的理论，未能通过这种考验。研究人员没有仔细分类，就从观察跳到了假说。要么他们没有下工夫寻找反证，就从相互关系跳到了因果关系。结果怎样呢？这些理论要么就是错误的，要么是基于危险的一知半解基础上，因为它们都未能充分研究X导致Y的情况。对克里斯滕森教授来说，优秀的理论总是以具体情况为基础的。
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畅销商业书籍并不是以具体情况为基础的。从《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到《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畅销书的流行都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观念，即照搬成功企业运用的管理技巧会取得成功。他们基本上不考虑，为什么某些做法会在这些企业扎根，这些条件能否可能被复制到其它地方？因此，“最佳实践神话”就盛行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学术界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范围狭窄的论文的动机，而咨询师和作家则有夸大其辞的动机。经理人最需要的，是已故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中层理论”，即一方面足够宽泛，另一方面又不会变成宏大的概念框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一句著名的话：“相信自己能免受任何知识影响、讲求实际的人，通常是一些过时经济学家的奴隶。”
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使用理论，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只是在好与坏的理论中做选择。要形成在适当尊重理论和重视实践教训之间取得平衡的管理风格，第一步无疑是要学会如何区分好的理论和坏的理论。同时，如果理论家想赢得聪明的怀疑论者的信任，就需要多出精品，少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