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珠三角民工荒真相调查
深圳一家具生产企业主在一个私人聚会上这样告诉记者，今年我的工厂开工严重不足，来自美国的订单我只能完成三分之一，仅此来说，我今年就少赚了数百万元。这位企业主还告诉记者，他的那些开工厂的朋友，都面临着与他一样的境遇。
记者在过去的数月中，走访了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南海，甚至广东的山区城市的一些工厂，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为招工的事伤透了脑筋。
毫无疑问，“民工荒”问题确实存在。
在各界都在为寻求解决“民工荒”问题出谋划策的时候，也在不断地解释着“民工荒”的真相。“民工荒”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工资低、生活差”，一言以弊之。民工的这一声音究竟意味了什么？
事实上，当记者试图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对“民工荒”现象进行采访和调查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个理由最接近珠三角“民工荒”的真相。
民工工资十年未涨
就在两三年前，记者注意到，每年的春节过后或者学生毕业的高峰期，“民工潮”这样的字眼频繁地见诸报端。其时，“民工潮”像潮水一样涌堵了我们的视线。民工一向被认为是廉价劳动力并近乎“无限供给”。
这无疑误导了我们的用工企业，并产生了“无限供给”这样一种“充裕的错觉”。实际上，记者对这几年珠三角企业的招工条件进行了分析，发现用人单位受“民工潮”的影响，以“我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为由尽可能地向民工压价，而且开出的招工条件是一家比一家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虽然这些年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是1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
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而实际上，即使这不高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2004年7月，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该市今年上半年受理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反映辞退补偿问题，17%的人反映加班时间过长，还有10%集中在工厂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的问题。
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中写道：“拖欠工资在东莞市许多企业已经司空见惯。今年年初，市劳动局开展的一次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提前通知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万元。”
毫无疑问，这种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错觉，决定了企业对民工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民工荒”成因的主要因素。
记者在随机采访的多名民工中，他们基本上表示，只要工资合适的工厂，他们当然愿意进厂工作。
但实际上，在东莞地区普通工人月薪在千元的几乎是凤毛麟角。月薪在700元左右已经算不错的了，绝大多数的工厂月薪在500～600元，不包吃住，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有的甚至只有300～400元，还不包吃住，更别说购买相应的保险了。
逐利的资本与民工权益
资本是逐利的，这毫无疑义。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了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相当的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一大根本原因。这一度成为经济学人和企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嘎然而止。
这种因为工资低、用工环境差造成的“民工荒”，实际上让企业也有“难言之隐”：如果提高工资吸引工人的话，企业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的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地给予漠视。
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2004年9月，一位在广东南海某工厂打工的老乡找到记者，他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失去四个半手指，工伤鉴定为四级。在此之前，他曾与自己的老板进行协商解决，但他的老板只答应给出医疗费，另外再补偿一万元。显然，这对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的民工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此情形下，记者带这位老乡找到了律师向劳动部门进行了上诉，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由于该企业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连厂牌都没有，属于典型的“黑厂”，律师在受理此案件时也忧心忡忡：“对于这种黑厂，如果他转移资产，就算是我们胜诉，我们也可能拿不到赔偿金”。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今天仍然在正常生产，仍然没有依法纳税，仍然漠视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这简直让人难以想像：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究竟在干什么？！
民工逐步在觉醒，这也毫无疑义。但这种觉醒却付出了代价。
2004年6月30日，深圳当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这是深圳有史以来
6月出现的极端高温。7月1日，最高气温又上升至37度6，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的52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温。
而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今年首次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名叫百利来丝印厂的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在上班和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利来丝印厂员工效益奖的奖惩办法中规定：“工人请病假扣10元一天，请事假扣15元一天；如果上班时间去洗手间，一个月不得超过20次，总时长一个月为100分钟，一个月如果超过20次，每次扣2元，总时长超过100分钟，每10分钟扣2元。”
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王桂荣死后，有记者在采访该企业的负责人时竟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认为王不是在工厂的环境中被“热”出病来的。但欲盖弥彰的是，该工厂身上捂出扉子的数十名员工，在王出事之后被辞退。
恶劣的用工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使得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罢工成了工人获得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之一。湖南籍民工张勇军讲述了自己在深圳一间工厂的经历。
张勇军所在的是间科技电子厂，主要业务形式是订单生产。由于工资低，工人与2003年7月发生了一次罢工，将107国道给堵了。“劳动局出面进行干涉后，组织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谈判，厂方在劳动局的监督下答应了工人符合法规的要求。”张勇军说，“但工人要拿到提高的工资就要等到这一年的12月份，厂方说8月份报总公司批准，9月份批下来，加上工厂押一个月工资，所以只能到12月才兑现承诺。”
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厂方随便找个借口将那些工人代表给“炒”掉。再接着，一种工厂与工人，工厂于劳动监察部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模式出现了。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企业的一种标准的劳资关系。
当民工跳楼、自杀、爬高压电杆要见老板，目的都是为了讨工钱，但他们是在生死一线之间与老板讨价还价。
长三角为什么更具吸引力
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比较来看，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上海还有养老保险。工资收入的增加加上福利待遇的提高，而广东这方面却没有明显的改变，显然长三角的吸引力超过了珠三角。
专家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相当高。比如，由于城乡分离
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孩子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和体制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而长三角地区却相对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部分问题。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政策，特别是今年粮食价格上涨，农民种粮的收入增加，同时全国范围内都加强了对农业的扶持，不少地区降低或者取消了农业税，导致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
在东莞打工的湖南籍民工祝利兵告诉记者，今年粮食价格上涨的确吸引了一部分打工者回家去种田，但这一部分打工者基本上年纪在30岁以上，对这部分农民工来说，很难受得了工厂那种打骂的管理方式。这位民工认为，但这部分人只是极少数的人，完全不能构成民工荒的成因。
说到管理问题，实际上也还是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是订单生产，赶货成了这些订单生产型企业业务好坏的标志。企业老板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订单，如对进度感到不满意基本上是责骂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只有责骂小组长之类基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只能责骂一线工人，有的甚至还动手打员工，这类现象也的确存在。这相对过去家庭生活改善的青年人来说，一气之下辞职是常见的事情。
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与广东邻近的湖南省永州市的几个县市就比较有说服力。记者注意到，在湖南永州市的兰山、宁远、祁阳等县市，就开办了一些小型的毛纺厂、家具厂等小型企业。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是低一两百，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家乡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远远好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事实上，良好劳资关系的建立除了企业的自觉之外，更多地还是建立在监管部门的力度大小之上的。据一在东莞10间工厂打过工的民工祝利兵介绍，东莞的工厂对工人的好坏，是以东莞市区的劳动局为半径的行政辐射能力来决定的，那就是说，离市区或劳动局近，有劳动局监管的工厂对工人的各项待遇相对较好，离市区或劳动局越远，其各项待遇就越差。他举例说，离市区远的如长安等镇的工厂劳资关系远比市区附近的工厂差得多。
众所周知，上海有着强有力的政府，其职能部门对用工企业的监管，正是建立较好劳资关系的重要原因。
新型劳资关系意味着生产力
有数据显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80%的企业是接订单来生产的。这些企业对民工需求量大，他们基本上是拿到订单就招工组织生产，没有了订单就停工并就地解散工人，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既没有劳务储备，也不存在劳务计划。
而这种基于企业生产需要的“劳务计划”，实际上它既是加大企业招工成本，又是增加劳动力就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这种环境波及到一些本来口碑就很好的企业。记者跟踪采访了一家从深圳迁往广东某山区城市的一家著名企业，该企业在搬迁后重新开始招工。在开始招募工人时打出了月薪700～800元的广告(事实上该企业也能做到)，并一边招工一边生产。由于工人都是生手，缺乏熟练工人，因此在最初的1年时间里工人的工资多数在300～500元。一些工人开始抱怨，并不断有工人辞职，招来的新工人也很难挽留，企业的生产一直没有步入正常轨道。
正是在这种劳资关系决定了企业生产状况的情形之下，在企业为招工付出了成本，而寻找工作的工人也为自己的就业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在此情形下，该企业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讲明了工资为什么低和未来的前景，并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工活动。
2004年10月18日，记者再次致电该企业招工办公室负责人时，他们已经为工人提高了福利待遇，月薪即将由过去的包吃住后的300～500元，提升到现在的700元～800元。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之所以提高待遇主要基于员工队伍的稳定，造就了工人熟练程度与效益的增加。
由此可见，劳资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谌新民对珠三角民工荒问题的几点分析具有代表性：
——从政府角度来说，应重视“缺工”现象及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着力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解决民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着手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工”的出现正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说，应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劳资关系，改善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改善民工的待遇，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在与长三角等地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中，部分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许会成为珠三角企业改善管理、促进产业升级、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记者在过去的数月中，走访了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南海，甚至广东的山区城市的一些工厂，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为招工的事伤透了脑筋。
毫无疑问，“民工荒”问题确实存在。
在各界都在为寻求解决“民工荒”问题出谋划策的时候，也在不断地解释着“民工荒”的真相。“民工荒”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工资低、生活差”，一言以弊之。民工的这一声音究竟意味了什么？
事实上，当记者试图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对“民工荒”现象进行采访和调查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个理由最接近珠三角“民工荒”的真相。
民工工资十年未涨
就在两三年前，记者注意到，每年的春节过后或者学生毕业的高峰期，“民工潮”这样的字眼频繁地见诸报端。其时，“民工潮”像潮水一样涌堵了我们的视线。民工一向被认为是廉价劳动力并近乎“无限供给”。
这无疑误导了我们的用工企业，并产生了“无限供给”这样一种“充裕的错觉”。实际上，记者对这几年珠三角企业的招工条件进行了分析，发现用人单位受“民工潮”的影响，以“我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为由尽可能地向民工压价，而且开出的招工条件是一家比一家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虽然这些年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是1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
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而实际上，即使这不高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2004年7月，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该市今年上半年受理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反映辞退补偿问题，17%的人反映加班时间过长，还有10%集中在工厂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的问题。
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中写道：“拖欠工资在东莞市许多企业已经司空见惯。今年年初，市劳动局开展的一次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提前通知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万元。”
毫无疑问，这种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错觉，决定了企业对民工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民工荒”成因的主要因素。
记者在随机采访的多名民工中，他们基本上表示，只要工资合适的工厂，他们当然愿意进厂工作。
但实际上，在东莞地区普通工人月薪在千元的几乎是凤毛麟角。月薪在700元左右已经算不错的了，绝大多数的工厂月薪在500～600元，不包吃住，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有的甚至只有300～400元，还不包吃住，更别说购买相应的保险了。
逐利的资本与民工权益
资本是逐利的，这毫无疑义。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了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相当的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一大根本原因。这一度成为经济学人和企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嘎然而止。
这种因为工资低、用工环境差造成的“民工荒”，实际上让企业也有“难言之隐”：如果提高工资吸引工人的话，企业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的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地给予漠视。
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2004年9月，一位在广东南海某工厂打工的老乡找到记者，他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失去四个半手指，工伤鉴定为四级。在此之前，他曾与自己的老板进行协商解决，但他的老板只答应给出医疗费，另外再补偿一万元。显然，这对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的民工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此情形下，记者带这位老乡找到了律师向劳动部门进行了上诉，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由于该企业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连厂牌都没有，属于典型的“黑厂”，律师在受理此案件时也忧心忡忡：“对于这种黑厂，如果他转移资产，就算是我们胜诉，我们也可能拿不到赔偿金”。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今天仍然在正常生产，仍然没有依法纳税，仍然漠视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这简直让人难以想像：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究竟在干什么？！
民工逐步在觉醒，这也毫无疑义。但这种觉醒却付出了代价。
2004年6月30日，深圳当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这是深圳有史以来
6月出现的极端高温。7月1日，最高气温又上升至37度6，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的52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温。
而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今年首次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名叫百利来丝印厂的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在上班和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利来丝印厂员工效益奖的奖惩办法中规定：“工人请病假扣10元一天，请事假扣15元一天；如果上班时间去洗手间，一个月不得超过20次，总时长一个月为100分钟，一个月如果超过20次，每次扣2元，总时长超过100分钟，每10分钟扣2元。”
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王桂荣死后，有记者在采访该企业的负责人时竟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认为王不是在工厂的环境中被“热”出病来的。但欲盖弥彰的是，该工厂身上捂出扉子的数十名员工，在王出事之后被辞退。
恶劣的用工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使得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罢工成了工人获得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之一。湖南籍民工张勇军讲述了自己在深圳一间工厂的经历。
张勇军所在的是间科技电子厂，主要业务形式是订单生产。由于工资低，工人与2003年7月发生了一次罢工，将107国道给堵了。“劳动局出面进行干涉后，组织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谈判，厂方在劳动局的监督下答应了工人符合法规的要求。”张勇军说，“但工人要拿到提高的工资就要等到这一年的12月份，厂方说8月份报总公司批准，9月份批下来，加上工厂押一个月工资，所以只能到12月才兑现承诺。”
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厂方随便找个借口将那些工人代表给“炒”掉。再接着，一种工厂与工人，工厂于劳动监察部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模式出现了。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企业的一种标准的劳资关系。
当民工跳楼、自杀、爬高压电杆要见老板，目的都是为了讨工钱，但他们是在生死一线之间与老板讨价还价。
长三角为什么更具吸引力
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比较来看，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上海还有养老保险。工资收入的增加加上福利待遇的提高，而广东这方面却没有明显的改变，显然长三角的吸引力超过了珠三角。
专家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相当高。比如，由于城乡分离
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孩子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和体制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而长三角地区却相对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部分问题。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政策，特别是今年粮食价格上涨，农民种粮的收入增加，同时全国范围内都加强了对农业的扶持，不少地区降低或者取消了农业税，导致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
在东莞打工的湖南籍民工祝利兵告诉记者，今年粮食价格上涨的确吸引了一部分打工者回家去种田，但这一部分打工者基本上年纪在30岁以上，对这部分农民工来说，很难受得了工厂那种打骂的管理方式。这位民工认为，但这部分人只是极少数的人，完全不能构成民工荒的成因。
说到管理问题，实际上也还是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是订单生产，赶货成了这些订单生产型企业业务好坏的标志。企业老板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订单，如对进度感到不满意基本上是责骂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只有责骂小组长之类基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只能责骂一线工人，有的甚至还动手打员工，这类现象也的确存在。这相对过去家庭生活改善的青年人来说，一气之下辞职是常见的事情。
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与广东邻近的湖南省永州市的几个县市就比较有说服力。记者注意到，在湖南永州市的兰山、宁远、祁阳等县市，就开办了一些小型的毛纺厂、家具厂等小型企业。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是低一两百，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家乡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远远好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事实上，良好劳资关系的建立除了企业的自觉之外，更多地还是建立在监管部门的力度大小之上的。据一在东莞10间工厂打过工的民工祝利兵介绍，东莞的工厂对工人的好坏，是以东莞市区的劳动局为半径的行政辐射能力来决定的，那就是说，离市区或劳动局近，有劳动局监管的工厂对工人的各项待遇相对较好，离市区或劳动局越远，其各项待遇就越差。他举例说，离市区远的如长安等镇的工厂劳资关系远比市区附近的工厂差得多。
众所周知，上海有着强有力的政府，其职能部门对用工企业的监管，正是建立较好劳资关系的重要原因。
新型劳资关系意味着生产力
有数据显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80%的企业是接订单来生产的。这些企业对民工需求量大，他们基本上是拿到订单就招工组织生产，没有了订单就停工并就地解散工人，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既没有劳务储备，也不存在劳务计划。
而这种基于企业生产需要的“劳务计划”，实际上它既是加大企业招工成本，又是增加劳动力就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这种环境波及到一些本来口碑就很好的企业。记者跟踪采访了一家从深圳迁往广东某山区城市的一家著名企业，该企业在搬迁后重新开始招工。在开始招募工人时打出了月薪700～800元的广告(事实上该企业也能做到)，并一边招工一边生产。由于工人都是生手，缺乏熟练工人，因此在最初的1年时间里工人的工资多数在300～500元。一些工人开始抱怨，并不断有工人辞职，招来的新工人也很难挽留，企业的生产一直没有步入正常轨道。
正是在这种劳资关系决定了企业生产状况的情形之下，在企业为招工付出了成本，而寻找工作的工人也为自己的就业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在此情形下，该企业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讲明了工资为什么低和未来的前景，并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工活动。
2004年10月18日，记者再次致电该企业招工办公室负责人时，他们已经为工人提高了福利待遇，月薪即将由过去的包吃住后的300～500元，提升到现在的700元～800元。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之所以提高待遇主要基于员工队伍的稳定，造就了工人熟练程度与效益的增加。
由此可见，劳资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谌新民对珠三角民工荒问题的几点分析具有代表性：
——从政府角度来说，应重视“缺工”现象及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着力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解决民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着手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工”的出现正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说，应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劳资关系，改善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改善民工的待遇，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在与长三角等地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中，部分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许会成为珠三角企业改善管理、促进产业升级、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