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辞工难”变成下一轮“招工难”
招工难问题解决了，辞工难问题又出来了，这可给劳务工们出了一道难题，也给深圳的管理者出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三成关外企业涨工资，招工难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但是，员工辞工难现象日益突出，企业以扣发工资的手段拒绝员工辞工，相关的劳动信访案件也在上升。
如今的年轻外来劳务工，怀揣一颗憧憬之心来到城市，其目的不仅仅是盯着那几百块钱的工资上，他们希望能够在工厂里学到技能、在学校里进修知识，进而成家立业，在城市奔跑的轨迹中画下属于自己的落脚点。
中央电视台近日播放“老何和小何”专题，讲述了老何与小何两代外来劳务者的故事。父亲老何10年前到东莞当保安，10年后，因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弱，他只能靠修自行车为生；儿子小何，来东莞才1年多，已经换了6份工作，每次都是他主动炒老板的鱿鱼，原因是多重的：工资太低、劳动与生活环境极差、加班时间太长、没有社保等等。小何说：“我不想成第二个老何，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的工作，然后落入被抛弃的厄运中。我想找一份工资高些、有前途、能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的工作，然后扎根这个城市。”
小何的话，何尝不是新一代外来劳务工的集体心声。与第一代珠三角外来劳务工相比，第二代外来劳务工受现代社会文明同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高，“权益保护、自身利益诉求”这些字眼，不断通过公共传播渠道，“感染”着外来劳务工，他们对人与环境的互动效应更加敏感，他们接受城市公民文化时的积极性，很快就转化为保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性。像小何一样不断变换工作的年轻外来劳务工们，就是市场经济下的一颗颗流动的自由因子，弃低而去、择高而走。人的自由流动，是劳动资源流向能取得较高回报率领域的重要前提，也是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生动体现。经济要素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这是市场经济的通则。
那些被外来劳务工抛弃的企业，通常都是在员工权益保护上差强人意的企业。就如晶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位外来劳务工，虽然工资每月上千元，但基本工资实际很低，经常加班，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他们有所不满是自然的。表面的工资提高，实际是以综合权益的下降为代价。他们要辞工，却遭遇老板以扣压工资的方式拒绝，就更加证明了这家企业对员工权益的漠视。
与当初的招工难一样，如今的辞工难，不仅是一个经济信号，也是一个法律信号。在这些劳动纠纷中，外来劳务工不但无法获得签订劳动合同、社保、技能培训等必要待遇，而且还要忍受长时间加班、扣压工资等“霸王条款”。这些行为，按“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都属违法。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外来劳务工，在与企业的交锋中往往很难做到完全地自我保护，他们急需法律和行政援助。
如今的年轻外来劳务工，怀揣一颗憧憬之心来到城市，其目的不仅仅是盯着那几百块钱的工资上，他们希望能够在工厂里学到技能、在学校里进修知识，进而成家立业，在城市奔跑的轨迹中画下属于自己的落脚点。
中央电视台近日播放“老何和小何”专题，讲述了老何与小何两代外来劳务者的故事。父亲老何10年前到东莞当保安，10年后，因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弱，他只能靠修自行车为生；儿子小何，来东莞才1年多，已经换了6份工作，每次都是他主动炒老板的鱿鱼，原因是多重的：工资太低、劳动与生活环境极差、加班时间太长、没有社保等等。小何说：“我不想成第二个老何，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的工作，然后落入被抛弃的厄运中。我想找一份工资高些、有前途、能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的工作，然后扎根这个城市。”
小何的话，何尝不是新一代外来劳务工的集体心声。与第一代珠三角外来劳务工相比，第二代外来劳务工受现代社会文明同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高，“权益保护、自身利益诉求”这些字眼，不断通过公共传播渠道，“感染”着外来劳务工，他们对人与环境的互动效应更加敏感，他们接受城市公民文化时的积极性，很快就转化为保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性。像小何一样不断变换工作的年轻外来劳务工们，就是市场经济下的一颗颗流动的自由因子，弃低而去、择高而走。人的自由流动，是劳动资源流向能取得较高回报率领域的重要前提，也是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生动体现。经济要素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这是市场经济的通则。
那些被外来劳务工抛弃的企业，通常都是在员工权益保护上差强人意的企业。就如晶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位外来劳务工，虽然工资每月上千元，但基本工资实际很低，经常加班，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他们有所不满是自然的。表面的工资提高，实际是以综合权益的下降为代价。他们要辞工，却遭遇老板以扣压工资的方式拒绝，就更加证明了这家企业对员工权益的漠视。
与当初的招工难一样，如今的辞工难，不仅是一个经济信号，也是一个法律信号。在这些劳动纠纷中，外来劳务工不但无法获得签订劳动合同、社保、技能培训等必要待遇，而且还要忍受长时间加班、扣压工资等“霸王条款”。这些行为，按“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都属违法。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外来劳务工，在与企业的交锋中往往很难做到完全地自我保护，他们急需法律和行政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