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路径探讨
2006年4月9日，在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民营企业家、国企当家人、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围绕着非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公平竞争、投资环境以及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嘉宾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与论坛主办方和嘉宾所在单位无关。
上篇:公平竞争、投资环境与非公经济发展
一提到公平竞争和投资环境的话题，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就遏制不住地感喟:"这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的命题，没有公平竞争就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兴盛！"郭凡生极为自信于中国民营经济强大的竞争能力，他认为，"中国制造"这个现在震撼世界的标牌即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巨大贡献。"只要是放开的行业，我们根本不怕国际资本。只要放开，中国人都能做好。不仅仅在传统产业，在互联网这个高科技行业，我们照样能做好。"
民企何辜———"一刀切"变成"切一刀"的宏观调控
近两年来，国内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比较强烈。以研究宏观经济见长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本轮宏观调控的治理目标从开始的投资过热，到现在提出的节能降耗、产能过剩，矛头都直指民营经济。以钢铁行业为例，在提出控制投资规模的时候，首先一个标准就是能耗，继之进一步发展为按企业规模、等级、产品类型划线，从而事实上将新建民营钢铁企业拒之门外。但从钢铁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已经有不少民营钢铁企业迅速发展为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甚至已位居国内前几位，无论是用贷款、土地，还是技术标准来衡量都无法拉下马。在我国钢铁供需量已基本平衡的前提下，这使得政府"十一五"规划中拟建、在建的国有钢铁企业没有了存在空间。此种局面下，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只得明确提出按企业性质进行宏观调控的意见，从而使得最初以总量控制为目的的调控异化为以企业所有制为标准的调控，原本的"一刀切"变成了"切一刀"，刀锋直逼民营企业。这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最为典型的不公平待遇。
提及非公经济遭受的不公待遇，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说:"不公平，首先是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目的在于解决平等待遇、公平准入的问题。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解决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过我原来的估计。"
是谁设置了"玻璃门"？
那么，到底是谁设置了民营经济市场准入的"玻璃门"？保育钧说，"国内有七大垄断行业。除了电力、电讯、石油、铁路、民航之外，还有军工和银行。按照中央的方针就是要引进竞争机制，就是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引进民营资本进来。但现在不行。往往是中央出台一个政策之后，有些相关的部门就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把这个办法顶回去。垄断行业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排斥民间资本的进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垄断行业为了维护既得垄断利益，可以用种种理由，用马列主义理论，用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保护环境种种理由整治
人……搞得好像民营资本是敌对势力似的。资本在老百姓的手里不更安全吗？为什么只有国有才是保险的呢？国有、民营都是历史的产物，是过渡的产物，将来就不应该分什么国有、民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按三个‘有利于’来办，为什么一定要人为地划分？"
垄断的外部性———谁可渔利？
当我们从所有制性质、人民利益的代表、国家安全等角度来争论国有企业垄断的利弊时，其实都只是在国内市场的视角下扮演着井底之蛙的角色。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市场是同一的，它不会适应我们中国的需要分别产生一个国企的市场和一个民企的市场。我们应看哪种体制更适合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不该出现垄断的领域出于某些考虑而刻意垄断，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兄弟阋墙，渔翁得利。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陈全生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外资进入的时候条件非常地优惠，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给了很多。而当民营经济进入的时候，则给很多的限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会出现什么？10年、20年之后，中国国民经济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这是不行的。"这也在实际上削弱了民企面对外资时的竞争能力。袁钢明也举一例:新日铁和宝钢合资项目的日方人士建议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应采取行政措施，因为"如果中国采取市场经济调控的话，我们竞争不过民营企业。所以你们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行政措施把民营企业控制住，我们才能上。"
对非公经济发展的差异化认识
面对来自同台嘉宾的"控诉"，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非国有经济处处长顾强则有不尽相同的看法。顾强同样以钢铁行业为例，透过数据指出:全国5年前产能超过100万吨的企业有40多家，到2005年已经有92家，新增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而并不是国有企业。即便是在已运行两年多的现行宏观调控政策下，发展最快的同样是民营企业。譬如沙钢，现在年产1500万吨，已是名副其实地排在同行业全国第二的超大企业。事实是，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下，大量的民营企业项目即便是并没有被批准，最终也发展起来，产品也进入了市场，甚至很多企业进入到上市公司的行列。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处在边缘化的趋势。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无论从国家发改委的公开文件还是在领导讲话中，都并不是按照所有制性质来给企业划线；从政策导向来讲，反而是致力于创造一个
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平等竞争的环境。问题是，这肯定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仅靠政府出台文件就能够解决的。
如何建设公平的竞争环境？
顾强认为，所谓公平应当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也包括了最后分配结果的公平。要建立这样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要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对于制度安排的认识，由于各人所处的立场与扮演角色不同，对具体内容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
身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顾强强调的是决策的程序正义。他举例说，比如机制要透明化，包括政策的透明、规则的透明、程序的透明，最终结果的透明。而作为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民营企业家，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许连捷则提供了一个最为直接和质朴的观察视角:"要公平竞争，政府出台的政策、制度就要面对所有的企业。企业不应该分国有、集体、大集体、小集体、地方国营、私营、民营等等，如果有这样的区分，相信总有歧视。"
制度变迁的具体成果表现为投资环境的差异。在更多的时候，制度的设计并不缺乏智慧，关键是创新和实施的勇气。许连捷在此方面感受颇深，认为政府的举措与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他自称企业处于边陲小镇，资源缺乏，土地贫瘠，经济发展之所以快，就在于投资环境好。比如说，在1989年当地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时候，当地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冒险又非常英明的政策，就是三个人合伙的企业就视为公有制。这种既没有理论依据又无先例可循的"制度创新"，却极大激励了当地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反之，举凡最近发生的德隆系崩溃等民营企业起落事件，究根结底还是与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
有关垄断的冷思考———垄断的十大因素
我们的确应当认识到，垄断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是长期形成的，在中国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陈全生认为，中国特色的垄断包含十大因素，如果不了解这十大因素，是解决不了垄断问题的。"第一是行政垄断，第二是自然垄断，第三是市场垄断。这三种垄断
是合为一身的。紧接着又有三个因素，跟前三个因素发生着影响和制约。比如，我们搞技术进步，就使原来的自然垄断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手机的发明，就使得原来固定电话的垄断打破了，这是技术进步对于原有自然垄断的影响；第二我们搞深化改革，不断地打破原来的行政垄断；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大削弱了原来封闭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垄断。这六个因素搞清楚之后，还要客观地看待垄断集团的利益。垄断的利益是刚性的，上去以后就下不来了，我们要把垄断行业的利益搞清楚，把垄断企业利益搞清楚，把垄断企业员工的利益搞清楚。不能随便地予以剥夺，否则就乱套了。这是九大因素。而且每一个垄断行业的背后，都有长期为之奋斗过的老同志，他的意见你要考虑，不考虑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国情。"所以，他说，"中国的改革要往前走，一个是研究应该怎么办，二是研究可能怎么办，第三个研究只能怎么办。"
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历史的发展要保证其延续性，经济发展的链条也不应轻易被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甚至"革命"所打断。当我们痛批垄断之祸时，一方面要注意垄断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垄断集团也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也有其基本利益。改革要推进，但必须运用合理的手段把成本降至最低。否则，当我们抽去不协调的那块积木的时候，整个积木塔也有可能轰然倒塌。
下篇:国企与民企共舞
从前些年的"国退民进"到近两年的"国进民退"，如果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我们就不能仅理解为效率优劣或利益之争。应该看到的是，民营经济自然有其强大生命力，但国企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双方并非在任何场合都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说:"当两个1方向一致，定位不同的时候，就有可能实现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也非常值得咱们去实现的增值公式。1＋1等于多少？等于11。这就是说，当国企和民企目标一致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在很多结合点都可以产生很好的结合，为整个的
民族和市场，为大家共同的发展创造增值的空间。"
国企之困
正如民企饱受不公待遇的委屈一样，国企也同样遭受着体制不顺的折磨。并且，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身为大型国企的掌门人，中房集团党委书记孟晓苏说:"国有企业不好搞活，毛病不出在后两个字，而出在前两个字。"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孟晓苏旁征博引:"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共产党宣言》等其它文章里说过，国有制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采取的，但是这种国有制是虚幻的集体，是虚幻的共同利益……传统国有制是找不到所有者的所有制。"
即便是不上升到所有制的高度，机制之弊，也是公认的国企难以搞活的原因。但到底是什么机制出了问题？陈全生用形象而诙谐的语言直指要害:"国有企业有三个机制搞不好。第一个就是白拿机制。为什么大家都敢白拿企业的东西？因为所有者不到位。国企的董事长不是所有者，而是所有者派出的代表。第二个是马桶机制。就是坐在马桶上方便的时候没有味，站起来系裤子臭味就出来了。在位的时候铁桶一块，根本不知道什么事，退位的时候一审计一屁股屎。这是为什么？监督不到位。第三个是寄生机制。我当国有企业老总，我把这个业务给谁？给不熟悉的人我怕被骗，把我坑了，我怎么跟我的上级交待？我只有找熟悉的，找哥们儿、朋友、亲戚、兵团的战友、大学的同学等等。我交给他一年做，做得很好。两年做、三年做，老做人家就感谢我了，人家感谢我，我就想再给人家一点儿好生意吧。所以寄生机制就出现了。所以，根本上说，国企、民企的差别还不是物质待遇等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机制不一样。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怎么改制也不行。"
进退之道与共赢之路
国企存在着这些机制上的弊病，成为"国退民进"呼声的理论根源。然而，无论单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首先，"国"之"退"未必意味着要全面撤退，在"退"的同时还应有"进"；其次，无论是"国退
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宜被简单地视为国企、民企双方利益此消彼长的关系，对进退之道的适宜选择应当同时铺就双方的共赢之路。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的话说，就是"各自有自己的范围，要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负其责"。
国企该如何退？除了普遍被认为不适宜在竞争性领域存在之外，从微观层次看，每个国有企业通过对自身的改造，退出一些业务和活动范围，在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自身的减负也为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创造了重要条件。陈全生说，传统国企应完成四步分离:"第一，企业办社会分离出去；第二，辅助生产系统分离出去；第三，零部件分离出去；第四，把不相关的业务分离出去，比如人力资源部外包。经过四步分离之后，剩下的这些以一业为主的，合并同类项，形成一个新的、具有一定竞争力、主业突出的集团。国有企业主辅分离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提供发展的道路。所以国企与民企是可以共舞的"。
国企该如何进？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主导作用。"对话中，即便是始终都强烈抨击国企低效率的郭凡生也表示:"非常同意战略资源领域的国企进入，因为这实际上是为民企提供更安稳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陈全生显然敏锐地意识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严重的能源瓶颈约束的问题，于是从国家能源全球战略的高度，系统地分析了国有经济该往哪儿进的问题。
"第一往垄断性资源领域进。这种领域国有企业进去通吃，通吃之后垄断经营，垄断经营并不仅仅是为了价格提高，而是作为（对外）政治（谈判）的筹码。
"第二个是进入稀缺领域。比如铜。搞工业化没有铜行吗？到海外开矿去，谁去？开一个铜矿100亿美元，民营经济拿得出这个资本吗？就得国家拿。谁去？国有企业去。
"第三个就是去战略性资源领域。比如讲石油，我们进口的石油占40％，而80％是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这些
油的船队90％是国外的船队。这行吗？我们要改变路线，就是到西伯西亚去，到中亚去，到南美去，钱从何处来？我们弄一个中海油收购尤尼科那么一个小公司，在美国也就占2％、3％的份额，就要185亿美元。
"要进入垄断性、稀缺性、战略性资源领域，钱从哪儿来？所以要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退出，把钱收回来，进入到这里，这才是有进有退的发展战略。"
与陈全生同样身为经济学家、并曾与之共事多年的陈永杰则表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美国认为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是背后有政府支持它，有战略目的，所以才拒绝。但很多民营的石油企业到俄罗斯，到非洲，包括东南亚，人家都欢迎。为什么？就觉得背后不是国有做主张，并不是控制人家命脉，所以民营企业来就可以。在现有政策下，当然只有国有经济可以进去，实际上民营经济只要给政策，同样可以走出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国有、民营经济是可以并存的。"
结语: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问题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政策、制度这些软环境问题上。保育钧一针见血:"制度安排是用理论、理念支配的，我们现在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在现在这种理念下，制度根本是安排不下去。"林文侨不无无奈地为这句话添了一个注脚:"传统的理念必然会冲击我们私营企业。"似乎是为了验证这两位的论断，提问阶段中，果然有自称进行经济研究的人士向民营企业家发问:你的每一个员工是否都拥有你企业的生产资料？
对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建设而言，悲哀之处正在于此。本来经济学是实证学科，首先必须从实践中来，方能指导实践。可偏偏一直以来，就是有那么一些理论家坐而论道，以民声自许，"指点江山"。问题是，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总是找不到方向。
正如陈永杰所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制等长期我们争论不休的东西，在实践中所摸索出来的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教义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差别越来越大。"这说明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候，你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正意义的，这是值得讨论的。如果公有经济没有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保证它实现，这个公有经济是值得怀疑的。"陈永杰以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例说明:"采取对大多数老百姓剥夺的方法实现公有制，在这种意义上还说是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话，我对这种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是怀疑的。我们老百姓不能直接从里面得到公平好处的时候，这个公有制是值得讨论的。"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