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有道与企业DNA
企业跟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个体。正是因为这样，“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你自己”和“像把脉病症那样诊断企业的问题”等说法，其背后支撑的逻辑实为如出一辙。于是，这就不难理解，在企业经管领域冒出的一种新说法，称之为“企业DNA”，它跟人类DNA相差不远。如果说后者按照医学说法决定了人的身体素质和发展基因等关键，那么企业DNA大意是指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企业经营是否健康有序、平衡发展的最根本环节，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准则。
今年年初，《哈佛商业评论》曾做过一组有关“企业DNA”的专题文章。当时，在题为“中国企业DNA调研报告”中，他们把企业DNA大致分为下列七种类型：韧力调节型、随机应变型、军队型、消极进取型、时停时进型、过度膨胀型和过度管理型。其中，韧力调节型、随机应变型和军队型被相对认为是“健康的”。具体落实到中国企业的“健康情况”，据《哈佛商业评论》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调查显示，被抽样的中国企业中有将近一半拥有健康的企业DNA（而在全球调查中，健康企业的数量大约是1/3）。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真的比全球其他企业更健康，有更强的执行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我所看到的相关资料中，这个“令人振奋”的答案多半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家普遍“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和全球其他相对成熟稳定的竞争市场相比，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成长型的竞争市场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市场需求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快速灵活地适应市场变化。即使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它们也不得不快速地做出决策，并不断地吸引优秀人才加盟，这样，它们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
照这样的推论，中国企业DNA即使目前是健康的，大概也只处于类似人类健康类型中“亚健康”的状态，而风险管理机制和专业治理架构的缺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当完美的战略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当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彼此难以合作，当精心搭建的组织架构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当每一次的雄心勃勃变成最后的草草收尾时，一系列问题被提了出来：我们的经营该如何改变？企业该如何追求卓越？企业的DNA到底对我们有何启发？
在加里·尼尔逊（Gary Neilson）、布鲁斯·帕斯特纳克（Bruce A. Pasternack）等人撰写的《四基本要素决定企业DNA》一文中，作者认为，企业DNA有四个基本要素：决策权、组织架构、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企业“不健康”，常常是在上述四个基本要素中出现问题，如存在过多的管理层，每一层有过多的管理人员但直接下属又过少；决策权不明确，经常朝令夕改，高层不肯授权；绩效评估系统夸大员工业绩；信息流通不顺畅等等。因此，企业DNA的意义就在于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形象的框架，帮助他们诊断公司的问题、发现潜在的能力以改变企业行为。这个观点没有错，不过在石滋宜的《经营DNA》一书中被换了一种说法。石滋宜说：“持久地追求管理合理化的变革能力与求变意识，这是对当代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什么意思？作者解释道：“环境永远在变，每个企业的条件与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企业追求合理化的答案都不同。经营者必须懂得应变，才不至于徒劳无功；这种求变意识是对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把它和彼得·德鲁克的“没有任何一个成功企业能为另外一个企业提供可用的经验”名言联系起来，给我的启发是，管理是一门基于实践的科学，虽然（必然）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技巧，但却一定有可以成为共识的思维和理念，也就是说，经营者该去从身旁的企业、经验中寻找到基本的准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DNA。
“企业是一生命有机体，而非机械模式；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成长，而非利润最大化；企业得以存活的前提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而非生产产品；企业的发展战略应为与关系者之间的共生进化，而非战略竞争……”企业DNA概念的提出，其价值在于把企业的发展视作是一个生命体的成长，而后者更讲究“顺天应人”。所谓天，首指环境，亦指与环境相匹配的规律；所谓人，既指客户也指员工。对管理者来讲，基于生态学的企业发展较之从前更重视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共处。正如我们可以在《企业生命周期》、《长寿公司》、《生息经营》、《企业生理学》、《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企业进化机制研究》、《企业仿生学》等同一主题书籍里看到的，经营有道的企业并不在于它的大小、强弱，而是需要找到并培育自身的优质基因（DNA），从而使企业机体能抵御“病菌”侵蚀而不断成长，并和周围环境协调发展。
适者生存？不，应该是与适者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