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怎样炼成的
——通过华夏信用10周年历程看中国信用行业发展
任何一位有经验的ceo都知道，一家公司乔迁新址，正是局外人判断其发展情况的好时机：地理位置是否更为优越、面积更大还是更孝是否增加资料库，甚至老板的办公室有多少张沙发（他是否准备随时在自己办公室召开一个小型会议），都可以被作为第一手的判断资料。
10月初，北京cbd中心写字楼区域，一家公司从一栋写字楼楼搬到了500米之遥的另一栋楼，面积扩大了，会议室增加了3个，从这样一次搬迁能判断出什么呢？第一，显然，它在发展，以至人多地少。第二，它仍然在cbd中心，以摆出随时出击的姿态；第三呢？因为新搬的楼里还没有完全装修好，所以答案还得由这家公司的总裁，48岁的曹小宁来告诉你：“旧楼的安全保密设备不能达到我们的需求，我们将在新楼修建更为严密的安全保密措施。”
事实上，去过这家名为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华夏信用”）旧办公楼的人，对那里的戒备森严一定印象深刻。除了前台小姐的询问，这家公司每一间办公室的门都随时紧闭着，由电子安全系统管理着。哪怕公司内部员工，通常也只持有进入本部门的门卡。来访者如果希望参观，则必须经过严格的手续签字批准。
哪怕如此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也不能达到他们理想的要求。“安全设施很可能成为行业规范，我们要提前做到这一步。”该公司负责对外宣传的崔哲说，一位有经验的ceo通常能从上述情况作出该公司善于未雨绸缪的判断。颇为凑巧的是，说到判断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则恰恰就是华夏信用的本行。事实上，他们靠提供这种判断的服务起家。到现在已经是国内行业中历史最悠久也最为有名的公司之一。
而同时，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它创立的1993年前后开始到现在的近10年间，正好是中国信用风险管理行业从无到有，经历了萌生、徘徊、发展的过程。作为中国信用咨询行业的一个代表，华夏信用的发展过程，几乎可以折射出这个一直备受争议并正在备受重视的行业的发展过程。
如果我们试图对中国信用风险体系作出一个更为深入的判断，则不妨从华夏信用入手着手。
开端 最初触动公司创办人曹小宁关注信用的起因，本身就是中国信用发展中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
1988年，曹小宁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刚刚起步，最早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开始。所以，曹小宁有幸成为国内最早接触经济市场化的一批“年轻人”中的一员。
这一年，发生了山东某县农民冲击县政府的事件。“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下，县政府被农民冲击，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事件，是很尖锐的、很敏感的问题。中央领导批示立即成立调查组专案调查。”曹小宁回忆说，作为联合调查组的一员他来到了这个贫困县。
很快，调查组就查明，事情的起因是当地县政府号召农民种蒜苔，并承诺统购包销，可蒜苔大丰收后，县供销社因为没有足够收购能力便拒绝收购，农民的温饱受到威胁，因此农民冲击并砸、抢了县政府。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信用危机问题。”曹小宁说。
实际上，这个事情反应的也正是那个时期信用面临的主要问题，曹小宁分析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信用环境是由政府信用主导的；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后，农副产品市场逐步放开，在农副产品交换中引入了市场的杠杆，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则。政府的指令、干预职能逐步弱化，政府信用逐步从经济中退出。而此时的企业信用却是非常的薄弱和不健全，还不能完全填补政府信用退出后的“空位”，于是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接下来，曹小宁发现：“农村是这样，城市也如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拖欠，可以由其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解决，主管部门可以使用行政命令，强制企业偿还债务，政府信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行政干预改为宏观调控，政府信用逐步退出，本应填补空位的企业信用，也是同样的薄弱和不健全，因此在城市信用危机更为突出，企业间的帐款拖欠和三角债问题极其严重。”
带着这些问题，曹小宁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研究市场信用的课题。回国后，曹小宁相继在国家体政委和商业部就职，主管的工作和研究的专题仍涉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信用环境的培育等领域。当时，这在国内，还是个探索性的课题。
1993年，这是中国大地不平凡的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经济迅速膨胀。而与此同时，“法律秩序、信用环境都并不成熟和健全，政府经商，全民经商，信用危机也就出现了。”曹小宁说。“在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下，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信用的危机，政府信用退出后的空位，迫切需要专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机构参与、介入。”
实际上，中国的信用风险管理行业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当时正在商业部工作的曹小宁抱着他的这套建立信用体系的想法，开始倡导组建信用评估公司。“当时，大家对信用这个提法都很陌生，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曹小宁说：“我提到信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学里也没有这门课程。”
但对曹小宁极其有利的是，当时的政府部门官员出国逐渐增多，眼界比较宽广。尽管不懂，但多少也知道信用大概是怎么回事情。
而且，在当时皮包公司满天飞的情况下，很多部门吃了骗子公司的苦头。于是，聪明的曹小宁用“查骗子”为招牌，把自己的想法向税务局等部门的领导“兜售”，这个目的说到了领导们的心坎里。“我们不太懂这个（信用），只觉得你说得对。”领导们对他说，当即就拍板同意加入。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国际税务咨询中心、中国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中银金融信息咨询公司成为了华夏信用的主要股东。
华夏信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了。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没有与此相关的专门法律或者条文，甚至没有信用评级的体系。除了有曹小宁的这一套想法之外，华夏的全部优势便在于力量强大的股东，之后，这些股东们在资信核实、评估工作方面给了华夏信用“全方位的帮助”，在华夏信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夏信用创建初期，是从征信开始的，最初只是信用信息资料的核实与提供，在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实际上，征信业务在当时已有市常国家下放了外贸经营权之后，一下子冒出上百家从事外贸业务的公司。国外的企业面对这些新的潜在合作伙伴也很着急，非常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实力，便通过美国邓白氏公司找到中国外经贸部寻求帮助，负责这件事的计算机中心当时不懂怎么做，邓白氏提供了一些样本和表格，便将征信业务开展了起来。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省也纷纷成立了计算机中心。
1994年底，邓白氏终于忍不住跳进中国，在上海开办分公司，计算机中心和它的合作才宣告结束，计算机中心也从此开始尝试开展信用调查业务。
1993年，新华信公司创立，其三个创始人都是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的。它的创立比华夏信用还早了几个月。
实际上，华夏信用、新华信、邓白氏这三家最早在国内开展业务的信用管理机构，可以被看作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产物。在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尽管陆续成立了许多信用公司，但此三家仍然被看作行业中的代表公司。
最初的维持 法国人盖维1994年曾在法国和中国外贸公司开展过业务。老实说，他曾经对中国企业印象不好，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经历产生的。
“我们遇到过那样的中国外贸公司，他们给我们出具了全部有效的法律的手续和公司证明文件，我们几乎对它没产生过怀疑，于是开始了业务，”盖维说，一切都很顺利：签订合同、法方发货、1个月后货物运达、中国公司提取货物，到目前为止都非常顺利。然后呢？让人懊恼的是：“然后，这个公司就消失了”。盖维说。公司如同蒸发般无影无踪。货款当然无处收龋“一些存心行骗的公司会钻漏洞利用货物1－2个月的运输期将公司注销，然后办理提货。”华夏信用从事过5年信用调查员的王子良介绍了当时骗子公司的行骗“手法”。
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对外贸公司的征信业务就成了信用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要知道，我们太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信用公司了。”盖维说。
实际上，几乎不约而同，几家信用公司最初争夺的客户都是外国企业。因为，说服国内企业出钱做信用调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华夏信用的客户当时基本上是一些国外的保险公司、投资商、中介机构等。
，华夏信用接到的第一个生意是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合作，对中国一些外贸企业进行征信。也就是在这次合作中，华夏借鉴了日本征信的办法和体系，运用“拿来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征信体系。
“业务开展的时候，很大的困难就是，每一条收集信息的渠道都不够通畅”。现为个人信用管理事业部副总经理的王子良1995年开始加入华夏信用做信用调查员。“比如，我们需要从被调查企业得到他的营业执照和财务报表等”。但是，“我们的资料为什么要给你？”是企业经常要产生的疑问，不予支持和配合更是经常的事情。
曾经有一次，王子良受客户委托到上海一家厨房设备企业调查。说明来意之后，对方除将营业执照出示外三缄其口，并直截了当地对王子良说：“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不告诉你的。”便将王子良“请”出了门。而这样的经历，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碰钉子简直是家常便饭”王子良说。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信用调查是怎么回事。”王子良说。有的时候，调查到“重点保护企业”，信用调查员会被误认为和乱摊派部门一样是来“添麻烦”，这些企业会颇为欣慰的指一指自己的这块牌子说，“我们是受保护的，我们的情况不告诉你。”
所以进入华夏信用的调查员都会接受足够的培训课程，当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去告诉别人，信用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对被调查企业有好处。这些内容在现在听起来就是最初级的信用普及知识。而在当时，这样的“普及”却几乎得不到认可。效果也并不理想。
当时的信用行业，需要一些它没有的但也不能很快就能有的东西：社会对信用的理解和重视。调查员逐一对每个被调查公司讲解在业内人士看来也不会为整个环境的改变带来多少突飞猛进的帮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是需要信用公司的调查员业务水平的精准。他们更像是鼻子敏锐的猎狗。他们需要具备的技能不仅仅是劝说对方接受他们的调查。“一个资深调查员能培养一种感觉，能通过种种线索对企业很快有一个认识和判断；或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嗅”到可疑的地方”。王子良说。
比如他在被厨房设备公司拒绝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到公司的店面，观察、抄下商品名单。通过这些，来核实公司的经营规模等。
而这样的“嗅觉”是确实必须的。王子良的一位同事到沈阳调查一家外贸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最为豪华的4星级酒店有大面积的办公场地，并且出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资料。但是，财务报表上一个错字引起了王子良的同事的警觉。直觉告诉他：事情不对。同时，桌面的灰尘等也被这位调查员一一看在眼里。追查下去，果然发现了这家企业压根就是骗子公司。
除了直接从企业获取信息，华夏信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为：工商、税务、往来银行、统计局、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上、下游厂商（供应商、客户）、法院、公开出版资料。但这些来源渠道对信用的理解也不比被调查企业好多少。调查员从这些地方受到的正面拒绝同样多。同时，各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统一使得调查员不得不跑齐所有的部门才能得到想要的资料，这种情况被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信用研究中心陈新年称为“信用数据封锁”。
一位信用调查员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通过熟悉的工商人员调查一个营业执照，工商的答案颇为有趣：“这个执照是假的我不能说，但是，肯定不是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这实际上就是说是假执照，不直接说的原因在于工商没有义务来证明这件事情。
而在从其他途径获得信息时，华夏信用的政府背景就多少派上了用常实际上，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关系而取得资料已经是当时行业内共同的“秘密”。
高速发展 1998年，在华夏信贷内部是值得一提的时间。华夏信用开展了消费信贷风险管理业务。为此，华夏信用为此新增加了b2c部门。之后，个人助学贷款业务也展开起来。
尽管当时业内人士都注意到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业务伴随着信贷消费发展的趋势。但是，真正涉足其中的公司却只有华夏信用一家。曹小宁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实际上非常的少，仅仅是有限的几家银行。所以取得他们的信任才是关键。”因为有商委的背景，华夏信用和北京市商委、商业银行联合开展了消费信贷业务。
“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块刚刚起步的b2c业务发展得还不是太好。”曹小宁说。“但我相信它以后的前景。”
1998年，华夏信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保险机构coface集团发起组建的世界范围的信用资料联盟credit alliance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成员。华夏信用的服务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2001年，国内刮起了信用建设的风潮。而那时，信用也到了不得不讲的地步。
“我国在经济转轨中，一度出现信用严重缺失现象，如失信违约、欺诈蒙骗，做假账、出假数，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赖账废债和骗税逃税等等，比比皆是，达到了‘法不罚众’的地步。”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乌家培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作上述表示。
不惟企业如此，城市也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汕头在经历了逃税骗税、制假售假、六合彩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肆扰后，信用降到了谷底。特大骗税案发以后，在全国曾经有18个地区做出明确的规定，禁止自己的下属企业和潮汕地区的企业做生意。人心思迁，当时几年从汕头迁走的企业有近1200家。
2001年，汕头gdp破纪录地下降了2%，而占汕头市经济总量1/3以上的潮阳市，gdp下降了21.0%。这座城市真正感到信用缺失的切肤之痛。
2001年底，汕头人提出把“重建信用重塑形象作为新世纪汕头的生命工程”。一时间，汕头市的大街小巷出现最多的就是“信用”二字。信用体系建设办公室随即成立。
2002年4月，汕头信用网试运行，1万多家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悲壮”地出现在网上，以接受检验。这个由政府启动的信用网运作与征信机构已有几分相像。
同时，汕头先后出台了《汕头市企业信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等13个规范信用行为的法规和制度。
效果是明显的，来自汕头市统计局的数据：2002年1月份，汕头市工业总产值60.25亿元，增长7.1%，潮阳市已止跌回升。
“信用”二字，从来没有如此被重视过。“诚信”不仅仅出现在高考的作文题上，在2001年3月“两会”上，信用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心的热点。
而之所以信用备受关注，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国内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呼声日拢而当时中小企业主要面临的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资信度低，信贷风险大。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150多处“信用”二字”，王子良当年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一数出了报告中“信用”二字。“我们一直出于不被理解和重视的状态，当时一下子觉得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王子良说。
2001年4月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尝试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和公布制度。随后，原国家经贸委在上海、北京、甘肃和江苏省镇江启动了以企业征信为主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建设部2002年9月宣布全面开通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国家工商总局开始建设工商登记数据库和工商年检数据库，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整理建立判决文书基础数据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原外经贸部在行政管理或执法过程中形成并保留了企业或个人部分信用状况，现已不同程度实现计算机网络化运作。
信用建设，从来没有如此火热过。
而在其他城市，信用建设的工作也在按照各自不同的方法在摸索。2001年11月，上海市企业联合征信系统建设启动。2002年7月，北京成立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控股的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企业征信。2002年浙江省成立由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的“信用浙江”工作领导小组，在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内挂牌成立企业信用发布查询中心，2003年初“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开始正式运行，覆盖范围到全省每个县（市、区），服务对象为企业和社会中介机构。安徽自2002年8月建立“安徽省社会信用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在华夏信用内部，员工最直接感受到：“大家都知道“信用”了，我们调查时候受到的冷眼少了。感觉待遇完全不一样了。”王子良说。
而作为总裁，曹小宁则明显地感受到“参加的信用工作会议增多了”。对信用建设的讨论和关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另一个让曹小宁高兴的改变是，随着信用风潮的展开，华夏信用的业务量增加，而业务范围也开始进一步拓宽。
“单纯的征信业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曹小宁说。”之前的信用风险管理强调立信和征信工作。而现在信用风险管理涉及到信用咨询、信用调查、信用评估、培训、商帐追收和风险管理。和国际化接轨的程度也越来越强。”
之后，华夏信用推出了包括信用管理培训业务、企业信用调查服务、商帐管理解决方案、信用管理咨询业务等4方面内容在内“信用管理解决方案”服务。
一位曾经接受过华夏信用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的公司的员工介绍，和普通的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咨询不一样的是，华夏信用更多的关注如何帮助企业建立和调整信用体系，降低坏帐风险、更好管理客户和应收帐款。减少坏帐、优化现金流。做到这些要经过的建立客户信用数据库、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等流程则正是华夏信用多年积累的优势所在。
同时，华夏信用在全国范围内长期举办“信用管理系列研修班”，为企业培训信用管理人员。
遗留问题 而自从1995年，中央关于政府机构不能办企业的规定出台以后。华夏信用和政府背景脱钩，成为一个民营企业。董事长和总裁仍然由曹小宁担任。
换了身份后的华夏信用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征信企业之一，另一家为和华夏几乎同时创办的新华信。
而我国现有的征信机构的性质也逐渐界定明显，大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以新华信、华夏信用、金诚信用为代表的民营征信机构；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transunion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设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如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到目前为止，我国从事信用评估、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担保、信用咨询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大约有500家左右，其中信用评估机构大约有40家左右、信用征集与调查机构大约50家左右、信用担保机构大约有400家左右。这个如此庞大的数目不能不让人惊讶。
市场也主要由这三类企业分别瓜分。“市场竞争已经很残酷，但是，大家都有拓宽业务范围的可能，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曹小宁说。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各个民营的信用公司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比如，在之前信用界讨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注册资金的门槛上，民营的信用公司就再一次站到了一起。起因是200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人民银行牵头，原国家经贸委、国务院信息办等16个部委及国有商业银行人员成立了国务院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专题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起草征信法规、编制征信行业技术标准和提出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总体方案。200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讨论稿。在数轮讨论后，中国人民银行将修改后的《征信管理条例（送审稿）》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如果得到通过，这一《条例》将是我国第一步针对征信管理的条例。
而根据这一《送审稿》的规定，如果不能达到5000万和10000万的注册资本，现存合法经营的征信机构都将被取消征信的从业资格。起草者希望国内征信行业快速发展的意图非常明显：“对征信机构规定较高的资本金要求，有利于实现有限的征信机构做大做强的目标。”但是，对于之前注册资金为400万的华夏信用，和同样是百万规模的新华信等公司而言，如果这一条款得到实施将这无疑是一个噩耗。曹小宁认为：现有的注册资金已经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如果设定高门槛，则会限制自有竞争。身为教授的曹小宁对《条例》讨论稿以及送审稿提出了意见并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同时，他也在各种专业场合表达了华夏信用之类的公司对“高门槛”坚决的反对。
尽管如此，在3月讨论稿出台后，4月，华夏信用的注册资金已经由400万增加到1000万。至今，该条例尚未出台。
另一个各个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发出反对的声音，则是对人民银行建立的担心。目前，一个现实背景是，人民银行在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已经非常快。其全国企业信贷信用登记系统和相应的数据中心已覆盖国内所有金融机构，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信用数据库。在上海和深圳。当地政府和人行分行已联合成立以各商业银行为股东的股份制信用公司。
全国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由企业信贷征信系统和个人信贷征信系统组成。全国企业信贷征信系统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登记的基础上组建，个人信贷征信系统的建设正在论证中。
人民银行也表示了建设信用体系的决心，吴晓灵曾经表示：“银行信贷征信建设是整个征信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征信体系建设的重点”。
对此，曹小宁也能感受到极大的危机：“人行的数据是用政府的行为收集起来的，而现在要采用股份化，那么这个东西股份化以后，谁占有股份，谁加入？这是不是公平？”
“实际运作起来，它将是一个像中国电信式的垄断公司，因为它从上游垄断信息资源，下游控制征信业最大用户——商业银行”金诚信用总裁王艺认为。
让曹小宁更为担心的是，如果人行能把它的数据股份化，那国家工商局、统计局、税务局、海关等各机关都也可以这样做。如此一来，民营的征信中介机构想要获得信息，将更为困难。这是不能不让曹小宁担心的。事实上，目前我国信用主管部门事实上的缺位，已经使得信息条块分割的局面出现，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对企业、个人实行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内，均获有大量企业、个人的资信信息，由于体制的原因，现在信用信息多掌握在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等。?
2003年8月，华夏信用刚庆祝了10周年的生日。又在准备2004年秋季在北京申办第四届世界消费信用调查机构大会。“我还是相信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毕竟，信用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刚刚获得注册国际信用执行官（cice）的曹小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