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级企业家是培养出来的吗？
为什么同样是15年或者同样是20年，有的企业长成了“常青树”，而有的企业使出浑身解数还是一棵“小老树”？原因很多，分析来分析去，人们会发现，两类企业背后的企业家是形成不同现象的最大因素之一。
“领导力时代”的来临
目前的中国还处于一个转型期，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内部，制度作为游戏规则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也没有被真正作为竞争的标尺，人治因素还占主导地位，经营企业说到底还是一种“能人经济”，所以，企业之间的较量实质上在于企业家。
“小老树”、“常青树”背后的“栽树人”，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一项关于中外大型企业失败的权威研究表明，外国企业的失败大多在于执行，存在于管理环节；而中国企业的失败大多在于决策，存在于领导环节，中国企业领导力的欠缺由此可以一斑窥豹。
可以说，在20世纪刚刚过去几年之后，中国企业界迎来了继管理时代之后的“领导力时代”——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实践和管理“补课”，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准已经跨越了初级阶段，而中国企业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领导力却相形见绌。
即使是在国外商界巨子那里，他们一般把80％的精力用于领导，而用在管理上的精力只有20％。通用电气公司前ＣＥＯ杰克·韦尔奇，曾经对那些整日忙于管理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大声疾呼：“别忙着管理了，赶快领导吧！” 由此，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今天企业的领导已经处于“由管理走向领导”、“超越管理”的变革趋势中。
企业家的领导力，不仅决定了企业的级别，同时也决定着企业家的级别。
毫无疑问，柳传志、张瑞敏已经是世界级的领袖企业家。他们两位与世界商界大佬们一起，已经被多次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商界人物。目前中国的领袖级企业家，主要来自国内的第一代创业家，这一代创业家都有一种“大”的感觉，你很难说出他们“大”在哪里，这种“大”是一种“无形之大”——他们一句富含哲理话语的背后，也许蕴涵着一段沧桑；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独特方法，值得用一个故事去钩沉。事实上，这种“无形之大”就是一种领导力的形象表现，同时也是领袖级企业家与一般企业家、“大‘企业家’”与“小‘企业家’”的区别。
在领袖级企业家那里，这种“大”则表现为一种常人少有的“气”。这种“气”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表现——在决断大事时表现为一种“大气”、“勇气”，在为实现目标努力时表现为一种“志气”，在高度自信、行动坚定、执意进取、志在必得时表现为一种“霸气”，在与公司内外的邪恶势力做斗争时表现为一种“正气”，等等，等等。
可以说，这种无形的“气”的背后，是企业家知识、智慧、思想、观念、习惯、经验、教训、悟性、远见、判断力、掌握的资源以及对事情分寸拿捏和把握的综合反映，这些内在的东西外化到企业家身上，就成了一种“气”。
在实际商业操练之后的继续学习，可以为企业家积淀这种“气”。
领袖级企业家是培养出来的吗？
清华大学的“企业卓越领导”高级研修班项目，就为企业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吸气”、“养气”的机会。
据悉，企业卓越领导高级研修班项目，是由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企业卓越领导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经过40多位专家历时近两年研究、开发的高端企业管理培训项目，该项目的第一期班将于今年12月8日开班。该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艾丰说，作为探索我国企业“后工商管理”时代教育培训体系的一个创新项目，该研修班的定位与目前流行的ＭＢＡ、ＥＭＢＡ班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它主要面向于参加过工商管理、高级职业经理等系列教育培训后的成长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然而，领导力是培养出来的吗？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特有的历史来路、现有的国情土壤和少有的商业成长路线，决定了领袖级企业家的诞生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诞生领袖级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领袖级企业家的出现有很多特殊性。
综观柳传志、张瑞敏等国内领袖级企业家，他们的出现一般有以下四个共同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与人格塑造，自愿背负民族重任的商业追求，成功创办著名企业的市场洗礼，吸纳中外优秀文化的后天学习能力。
良好的家庭教育与人格塑造。在英国，有“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的说法；在美国，有“一个总统的出现需要三代人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说法。实际上，在商业领域出现一个领袖级企业家，也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上代人对企业家的人格塑造。
柳传志就有着鲜为人知的良好家庭教育。柳的父亲曾任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靠80万贷款把企业做到了5个多亿的资产。他曾经很早就对柳传志说：“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自愿背负民族重任的商业追求关系到企业家的原动力问题。柳传志们、张瑞敏们为什么要把企业继续做大？无论名或利都已经足够了，他们身上背负着超越了个人、超越了企业的中华民族的重任，这是他们继续发展企业最大的原动力。而“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等目标和理念，就是这种商业追求的具体体现。
吸纳中外优秀文化的继续学习能力。与中国的领袖级企业家接触过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国外管理学知识要比国内名校的很多教授丰富，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也可以和不少名校中文系的教授相提并论，这得益于他们持续、执着的后天学习能力。
张瑞敏是继续学习能力最出色、吸纳中外优秀文化的一个典范。跟他对话，你会发现他的国外管理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已经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准，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等管理大师，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世界级商界领袖，老子、孙子等古代圣人，这些人的思想、理念和名句都会为他所用，信手拈来，在他的谈话中来阐述某个问题或观点。即使是对国内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张瑞敏也善于吸收他们的“营养”。他和新闻界名人艾丰的交往有一段佳话。有一次，艾丰给张瑞敏讲了新闻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方法，张回到公司之后就要求汇报工作时采用“倒金字塔”法——先说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结果这一方法进一步提高了海尔的会议效率和工作效率。在演讲时，张瑞敏也经常注重使用这一方法来提高演讲的吸引力。
以上的四个方面几乎都是后天形成的。但是，拉一些国内的学界名流，不定期地在一起学上两年，就能培养出领袖级企业家吗？面对这种质疑，艾丰说，一个领袖级企业家的出现需要四个大的条件，我们的努力只是希望在其中一个条件方面帮助他们，尽一些我们团队的绵薄之力。“如果在5年、10年后，我们的每一个班中能出现两、三个卓越领导、领袖级企业家，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艾丰这样看待他们的追求。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3-12-01第1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