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购尚未成型 有激情但缺乏相应经验和眼光
从联想到TCL，从海尔到中海油，尽管在几个月来的海外收购中中国公司表现得令人瞩目，但它们依然偏小的规模和略显莽撞的态度还是泄漏了它们的不成熟。“中国大军确实尚未杀到”，《经济学人》信息部中国咨询总监徐思涛说。他刚刚主持完成了一份针对中国内地企业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尽管中国企业近期在海外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资产收购运动，但直到2004年，这种规模仍远小于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日本。
按照这份报告，中国内地企业普遍处在一种“青春期”状态——它们有足够的激情和理想，但缺乏相应的经验和眼光，要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还为时尚早。报告说，妨碍它们海外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政府的金融管制制度。
尴尬的青春
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二十多年前日本经济的共性在于：经济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额急剧扩大、中产阶层迅速形成等。但当年的日本经济没有中国那么多历史包袱，另外，中国的股市是一个“艰难”的市场，中国的银行创造利润的能力比较弱。
2005年的5月-6月间，《经济学人》信息部在美国银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支持下进行了一项定量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这项调查针对150家年营业额在1亿-500亿之间的国内企业的176位高管发放了问卷，并对国内企业研究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访谈。9月的最后一周，合作各方在北京公布了调查结果。
在这份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结论是：备受瞩目的中国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尚不及日本1980年时的水平。而在此之前，当讨论中国企业近期频繁出现在海外并购桌上的话题时，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日本常被用来作为乐观的参照物。
“当今的中国市场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市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经济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额急剧扩大、中产阶层迅速形成等”，《经济学人》信息部中国咨询总监徐思涛说，“但当年处在扩张期的日本没有中国现在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另外，中国的股市是一个‘艰难’的市场，中国的银行创造利润的能力比较弱。”
“翻开中国报纸的头版，你会发现头条的位置上充满着大篇幅的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报道，但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日本没有发生”，这位曾经在法国兴业银行担任首席亚洲经济学家的学者说，“中国企业正在成长，但显然不够成熟，这是因为当年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太多了，而中国现在的还太少，中国的海外投资还处在早期阶段。”
从数据方面，这份报告认为，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会一直上升，到2009年很可能增至300亿美元，但此数额只相当于全球资金总额的2.4%。不容乐观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仍会保持相似的状况”。
即使如此，并购可能已经耗尽了中国公司的全力。“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需要‘蛇吞象’的勇气”，9月28日，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表示。在联想对IBM PC业务的收购中，实际交易价格为17.5亿美元，其中含6.5亿美元现金、6亿股票以及5亿的债务，而联想自身年收入不过30亿美元。
能够看出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方面尚不成熟的另外一个指标是投资内容。报告指出，中国企业主要是为了获得国内得不到的品牌、技术、原材料或逃离国内竞争白热化的行业而进行海外投资，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这种收购的范围囊括了从高科技公司、金融、房地产到艺术品等在内的几乎“半个美国”。
这份报告的支持者之一、韬睿亚洲区人力资源咨询业务亚洲区总裁倪道博对此的解释是，“对中国的公司来说，国内有很好的市场，有很多的商机，它们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海外投资？”调查中91%的中国内地公司表示，未来三年内中国国内市场将是它们的主要目标，把这个目标市场定在北美的公司却只有11%。在小型或中型的中国本地公司中，这种“向内看”的倾向更加明显。
“海外并购进行的少并不代表中国公司没有进入海外，”报告赞助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太平洋区业务研究及企划总监黄盈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事实上，在欧美市场上大多数消费产品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公司已经成为环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只是人们看不到中国的名字而已。”
然而，《经济学人》信息部中国咨询总监徐思涛认为，即使上述两个原因是导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束缚仍来自中国僵化的金融管制制度。“如果不是金融管制的话，中国公司本该有更大的动作”，他说，“大规模海外投资时机成熟的条件有两个，关键是放松金融管制，这可提高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其次是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和有效。”
点菜者买单
高达42%的储蓄率和20万亿的储蓄额必然要寻求渠道释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将这些钱通过企业投资可能更加可行——企业是需要自己算账的，它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整体上来说是理智的。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认为，走向海外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原因在于，高达42%的储蓄率和20万亿的储蓄额必然要寻求渠道释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经济学家们与政府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储蓄大国的钱送出海外。“对外投资可能是政府输出也可能是通过企业输出”，徐思涛说，“我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企业输出。中国最近进行的几次收购中，政府做得实在太多了。”
这是一个“谁来买单”的问题，从徐思涛这样追求效率至上的经济学家视角来看，亲自点菜、吃菜的人无疑是天然的买单者。理由很简单，“企业是自己算账的，它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整体上企业是理智的”。
现在的情况与此相反，企业为了自身的急迫需求而进行海外投资，但它们需要的外汇却控制在外汇管理部门手中。“要改变政府资本在海外输出中多的问题就需要放松金融管制，一旦放松，私营部门就可以直接投资海外，这样增加的海外投资规模大有可观”，徐思涛说，金融管制和不必要的政府干预都成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制肘。
“纺织品的情况可能重演”，徐思涛这样预测不放松金融管制的后果，“纺织品不过是一个现象。现在世界市场上几乎都没有配额了，为什么这点儿袜子、裤头之类的事儿会引起这么大的纠纷？是因为现在全球有一波反全球化的浪潮，要解决，方法就是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市场。”
“放松结汇制度，给金融业松了绑，让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份额也不会超过15%”，徐思涛说，放松管制不但没有风险，而且会改变中国企业整体的金融生态。“等到放开了服务业，我们何必还需要这么多的银行储备？”
针对报告，评论者们也提出了“打破金融管制”之外的观点，其中跨国管理是最经常被提起的因素。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洪天峰说，管理是国际化最可能出现的瓶颈。他说，管理水平进一步，国际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如果国际化速度超过了管理提高的速度，管理链条就会断裂，造成国际化的失控。
“在全球做生意有两种风险，一类是商业风险，这个和国内一样，有技术、有人才、有品牌、有质量，产品等很多方面。另一类风险叫做国家风险，也叫做政治风险，这些和商业没有太多的关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说。在他看来，政治风险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面对的一道坎，中海油最终退出竞购优尼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会像当年日本的产业政策那样容易得到西方的谅解，因为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产业政策会导致西方强烈的敌意，这是需要多方面政策协调甚至博弈的战略问题，政府更有责任推动商业外交”，王巍评论说。但“泛政治化”的表述是他不赞成的，他的观点是，与过多政治化、民族情绪化的表达相比，中国企业更急需补充的是对国际市场规则的理解。
“我们要切实地了解中国的并购能力，还要了解全球市场的规则是什么，了解人家怎么玩”，他说，值得深思的两个问题是：“是不是有了钱就能进场？你懂不懂人家的规则？会不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