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问题，不能止于“春风”运动
新春伊始，一项旨在为农民工改善就业环境的“春风行动”就在全国启动，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大量报道了这一行动的主要内容，如创造就业岗位、免费提供就业咨询和职业介绍、打击黑中介等，许多地区都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不合理的收费。凡此种种，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春节后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大量民工的就业问题，都是为了让民工能够快速有效地融入城市经济生活。由于“春风行动”才刚刚起步，这项来自行政命令的政府行为能够收到何等实效，还有待观察，但值得赞许的是，在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的大背景下，国家劳动部门能把工作着重点放到民工身上，实属不易。
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缘于比较效益的拉动，但许多年来，民工在城镇就业一直处于自发、无序和松散状态。农民离开土地和亲人，独自漂流到城市，在非法劳务市场蹲守，或者靠着亲戚朋友的引荐，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工作就会谢天谢地，至于要承受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能否及时拿到血汗钱，都无法过于计较。自从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帮助讨薪以后，民工的权益、福祉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为民工讨薪、民工工资清欠也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舆论环境看，民工待遇甚至成为一条高压线，任何侵犯民工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全社会一致的讨伐。2004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到朝阳区百子湾工地看望民工，他深情地说，“今后北京人不再称你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应改叫‘来京务工人员’，大家都是一家人！”他的这番表态再次凸现城市管理者对民工的热情接纳和关心重视。与此相对应，收容制度被废止，许多城市取消了农民就业范围的限制，对民工进城的法律限制也放开了，城市对农民敞开了怀抱，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政府以怎样的姿态对待民工，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弱势人群，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居住环境恶劣，子女上学问题难以解决，福利保障更是刚刚起步，民工在城市里仍然找不到归宿感，处于无根状态。民工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心病：民工太多，城市的容纳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民工进城减少，许多企业又遭遇“民工荒”。可以这样说，全社会对民工的“人文关怀”与城市管理者面临的实际困难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如果不满足于正在我们社会形成的对民工的人道氛围，如果看到城市管理者的两难处境，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一揽子解决民工问题？民工的去向到底在何处？从政府决策的角度考虑，到底是该让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还是鼓励他们流入城市、并且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个课题无疑是庞大的，但同时也是急迫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依赖于这个课题的解决。
回想民工潮的形成到民工关怀的滥觞，民工进城的整个态势是缺乏政策引导的，政策的缺失与滞后客观上把民工置于盲目与混乱的境地里，解决民工问题的社会成本因此被加大。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民去向的政策信号仍然是含混的，从农村看，免除农业税、退耕还林、财政直补虽然给农民带来了明显的实惠，但还不足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农村城镇化的速度虽然在加快，但中西部小城镇能够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仍然很少，在不少农业大省，农民就地安置的希望并不大。从城市看，虽然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对民工不再抱以冷漠和敌意，但是，以国民待遇安置民工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我们的社会能否支付这样的成本还存在疑问。此外，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也制约着民工融入城市，且不说一些大城市对民工的容纳能力已经逼近极限。
“春风”虽好，难免一刮而过，解决民工问题，还需要全盘的政策考量。
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缘于比较效益的拉动，但许多年来，民工在城镇就业一直处于自发、无序和松散状态。农民离开土地和亲人，独自漂流到城市，在非法劳务市场蹲守，或者靠着亲戚朋友的引荐，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工作就会谢天谢地，至于要承受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能否及时拿到血汗钱，都无法过于计较。自从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帮助讨薪以后，民工的权益、福祉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为民工讨薪、民工工资清欠也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舆论环境看，民工待遇甚至成为一条高压线，任何侵犯民工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全社会一致的讨伐。2004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到朝阳区百子湾工地看望民工，他深情地说，“今后北京人不再称你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应改叫‘来京务工人员’，大家都是一家人！”他的这番表态再次凸现城市管理者对民工的热情接纳和关心重视。与此相对应，收容制度被废止，许多城市取消了农民就业范围的限制，对民工进城的法律限制也放开了，城市对农民敞开了怀抱，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政府以怎样的姿态对待民工，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弱势人群，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居住环境恶劣，子女上学问题难以解决，福利保障更是刚刚起步，民工在城市里仍然找不到归宿感，处于无根状态。民工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心病：民工太多，城市的容纳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民工进城减少，许多企业又遭遇“民工荒”。可以这样说，全社会对民工的“人文关怀”与城市管理者面临的实际困难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如果不满足于正在我们社会形成的对民工的人道氛围，如果看到城市管理者的两难处境，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一揽子解决民工问题？民工的去向到底在何处？从政府决策的角度考虑，到底是该让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还是鼓励他们流入城市、并且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个课题无疑是庞大的，但同时也是急迫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依赖于这个课题的解决。
回想民工潮的形成到民工关怀的滥觞，民工进城的整个态势是缺乏政策引导的，政策的缺失与滞后客观上把民工置于盲目与混乱的境地里，解决民工问题的社会成本因此被加大。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民去向的政策信号仍然是含混的，从农村看，免除农业税、退耕还林、财政直补虽然给农民带来了明显的实惠，但还不足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农村城镇化的速度虽然在加快，但中西部小城镇能够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仍然很少，在不少农业大省，农民就地安置的希望并不大。从城市看，虽然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对民工不再抱以冷漠和敌意，但是，以国民待遇安置民工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我们的社会能否支付这样的成本还存在疑问。此外，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也制约着民工融入城市，且不说一些大城市对民工的容纳能力已经逼近极限。
“春风”虽好，难免一刮而过，解决民工问题，还需要全盘的政策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