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立法待解 中国直面劳动力资源危机
持续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过早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随之而来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的逐渐短缺。而过去社会对作为廉价劳动力宝库的农民工群体的歧视，也加重了城市劳动力资源的危机程度。始自2004年的劳动力资源全面危机，将中国的立法者和管理者推到了风尖浪。
春节过后，河南省商水县劳动局干部小张遇到一件“非常烦心”的事情。原来，就在上班后不久，局长召集全局的干部开会，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要求每个干部在半月内联系10名外出打工人员。按照局长的说法，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目的是满足广东方面的劳务需求。
小张生在县城长在县城，很少接触过农民工，这一个任务也因此让她犯了难。努力联系了一个星期后，10个名额一个都没着落。“现在的农民打工的地方多着呢，除了广东，还有上海、浙江、北京等很多地方等着要人。有些人打了十几年工，年纪大了不想再出去，有的人宁愿自己开个小店也不愿意再打工。”
节后因为劳动力问题犯难的其实不止小张一个人。就在小张为支持广东劳力需求到处奔波的时候，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深圳南山区，某服装工贸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罗先生也正发着愁。他在正月初二就发出招工广告，但直到正月十五还没有人回应。无奈之中，罗先生只好在公司附近摆起了招聘摊。
这位以前从来不用为劳力发愁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现在缺100多名工人，但半个月过去，他想尽各种办法也只招到了招到十几人。人力资源严重缺乏，使目前工厂5条生产线只有2条能正常开工，很多新款服装都生产不出来。
“不止是我们公司，现在很多工厂都缺工人，特别是服装方面的公司，因为需要工人有一定的技术，招人就更困难。”罗先生透露，其实从去年8月份开始，这些公司就开始缺人，一过完年，很多工人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来了。今年，公司向社会开出了“包住另加300元”的优惠条件，还是很难招到新工人。
远在一南一北的小张和罗先生所面临的窘迫，其实只是中国劳动力资源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作为中国最广大廉价劳动力的资源库——中国农民工——在过去所受的欺凌、歧视，中国这个曾经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最便宜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度，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劳动力资源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就此发出警告：“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劳动力资源危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多年以来一些不尽合理的制度。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将在10年之内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大到宪法层面小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各制度层面进行改革。”
突如其来的“民工荒”
2005年2月8日，东莞一家电子企业的老板林新卫(音)遇到了一件让他大为光火的事情。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按照原定计划，他将在中午约请留厂过年的50多名民工吃团圆饭。林老板解释说，过去，他对厂里的员工可没有这么客气，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林明显感受到了招工的难度，为了留着老员工，他不得不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转而到工厂讨好员工。
但林先生的好意似乎并没有得到“好报”，中午12点30分，在约定的吃饭时间过去半小时之后，只有20来个人稀稀拉拉地围坐到桌前。一位管理人员气喘嘘嘘地跑来告诉林老板，就在1个小时之前，30多个员工卷着铺盖投到了另一家厂里。此刻，他们正在一家饭店和老板一起吃饭。
望着空荡荡的食堂，林老板感到前所未有的惆怅，他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好日子过去了，以后怕是工人的天下了。”
这是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广东东莞的一幕，但也是广东自去年以来发生的“民工荒”的缩影。而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缺乏正从2004年开始成为日益困扰企业的严峻问题。
广东劳动保障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该省的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为40万。东莞则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17%的企业存在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
而在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目前也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
对于大多数企业主而言，2004年间发生的“民工荒”似乎很突然，因为就在之前的2003年，他们甚至没有丝毫的预感。佛山一家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主告诉《法人》：“我们以前都习惯了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来招人，突如其来的用工危
机，还真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
但这或许只是一心钻到钱眼里的企业主们的错觉。“从宏观上来说，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危机不可能即时发生，只有在各种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下，才会导致这种短缺局面。”一位评论人士指出。
尽管专家乐观地认为，仅就上述这些地区的情况来判断2005年会如同2004年一样出现“民工荒”理由尚不充分，但从另一个数据来看，中国必须直面劳动力资源危机。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老化标准：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预测认为，2028年至2036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至3亿以上。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企业的缺工问题，已经对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开始不择手段地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从而使缺工问题由个别企业扩散开来，造成局部地区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一些与当地产业关联度不强的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内地，以保持现有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是，实际上，民工荒仅仅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短缺的一个表现，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主们所遇到的“民工荒”，大型企业或许也很快面临劳力短缺。未雨绸缪，应该是各类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的策略。
原因之一：过度剥削和歧视
莫荣在接受《法人》采访时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在他看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而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
莫荣特别提到了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工人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12小时，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遇到赶定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1-2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当中口碑较差。
在莫荣看来，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有关研究表明，12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工人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不少企业常常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员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企业工资和农业比较收益有所提高，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提高，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更为敏感。形成了低薪岗位没人愿去，高薪岗位僧多粥少的局面。
莫荣还认为，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企业需求迅猛扩张也是引发用工短缺的原因。近3年来，深圳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每年递增10%。而在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原在珠三角的务工者转而流向了长三角地区，上海近三年是外地劳动力增长较快时期，共增加了90万人。此外，中西部经济发展新办的一批企业，也为农村劳动力在当地提供了新的打工机会。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充裕，许多企业习惯于只使用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特别是易于管理的年轻女性，形成低工资招进、“黄金期”使用后不断轮换的用工格局，从而加剧了用工短缺的矛盾。
对于莫荣的分析，一位曾经在深圳打工达6年之久的湖南青年认为“太过委婉”，“如果说仅仅因为劳动条件差、工资低，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关键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企业主的剥削和人们的歧视。”
这位通过自学从普通的农民工转变为北京某企业白领的小伙子对曾经的遭遇显然非常在意，“在广东那个地方，打工仔们没日没夜地干，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就是五六百元，被老板扣这扣那后所剩无几，一个在鞋厂打工的姑娘，一个月不知道为老板生产了多少双鞋子，可最后到手的工钱还不够买一只鞋。”
说到动情处小伙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其实每一个打工的人都明白，出去为别人干活肯定要受剥削，但问题是剥削不能太过分。”
除此之外，这位小伙子还提到了让民工们寒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歧视意识。办理各种乱七八糟的证件要花一大笔钱、厂里厂外经常遭受白眼、地方警察的随意盘问和审查、缺乏起码的保险待遇、男女严重不平等......小伙子一口气说了很多话题。
他特别提到了孙志刚案件，“其实，如果不是他死在收容站，就是李志刚、王志刚死在收容站，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我们和城里人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农民工现在开始也了强烈的自尊意识，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选择。”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社会学者也分析认为道：“如果说劳动条件差和工资低还是经济因素，那么各种歧视则是从宪政层面促成了劳动力的短缺。”这位学者解释说，随着人们特别是农村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过去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摒弃，农民工在挣钱的同时，也希望赢得尊重。
“如果说改善用工条件和提高工资水平还是企业主们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消除歧视则是全社会的事情，剥削和歧视，只要有一个不解决，劳动力短缺还会加剧。”这位学者说。
原因之二：人口老龄化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严格推定的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口。这对控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该项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被人们所察觉，那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加剧。对此，甚至连中国政府主管该项政策的最高机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
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在过去数十年间的直接效应就是遏制过去中国人口膨胀的趋势，并最终实现了中国人口的低速增长。联合国人口司2月24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未来45年中，中国人口的缓慢上升趋势将结束并出现下降，预计2025年中国将有14.41亿人，而到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
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结果是，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到今天，30多年来中国所少生的3亿多人就成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1亿5千万人力资源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一方面是人口出生数量的急速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平均寿命明显延长，两个方面的作用，导致中国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专家刘坤亮指出，中国选择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无可规避地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结局，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必须通过的一条“卡夫丁峡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74亿，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人均gdp刚刚迈过1000美元的时候，老龄化即提前到来，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面对老龄化急速到来的局面，当前中国的困难是，一方面要降低了国内工人的工资以为20世纪80年代前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面临诸如“保姆荒”之类的长期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同时带来就业矛盾、解困压力和社会保障压力。
立法和市场：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针对一些“中国劳动力资源即将全面危机”言论，莫荣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目前趋势分析，民工短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旺，企业一时又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因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问题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中长期看，这种状况将可能导致缺工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被迫上涨，从而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有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国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包括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国家待遇差异，这种原因决定了农民工可能基于某些原因(如不甘受歧视)而浪费劳动力资源，也就是宁愿呆着也不出去。所以，尽管从数量上看中国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但占劳动力资源大部分的农民工群体，完全可能由于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的错位而使劳动力短缺局面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内加剧。
莫荣提醒说，政府应冷静对待当前的劳动力短缺局面，坚持市场导向就业机制，谨慎进行行政干预，同时应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对企业的信息引导，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和培训，加强劳工权益保护。有关部门应预见到今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可能趋势，及早研究采取相应对策。
莫荣还指出，政府首先应加大力度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按常住地原则将外地农村务工人员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平等的市民待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承诺来吸引外资。要进一步充实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下大力气查处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着重解决企业拖欠工资和劳动条件差等突出的问题。
第二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引导企业准确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改进其用工行为。针对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帮助企业了解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企业合理确定招工条件，扩大招工范围，缓解供求矛盾。加强劳动力输出省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并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各类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同时尽快建立企业公众信息定期调查披露制度。由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行会或具有较高社会公信度的调查机构，对企业的劳动环境、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社会责任等公众信息进行定期调查和定期披露，以增加企业的透明度，为劳动者选择就业单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企业合理制定各项劳动标准提供依据。政府还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同时注意操作性问题。
莫荣指出，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更多地考虑将资源转移到人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其次要加大企业培训力度，加快培养速度。行业、企业集团应建立技能人才业务进修和培训制度，开展技能提升和岗位培训。
对于莫荣的建议，另一位社会学家在表示赞同的同时还提出，从根本上看，中国必须在宪政层面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比如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废止诸如暂住证等各种制度，真正实现各类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的平等。不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企业家在微观层面调整策略，最终结果仍然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迹象
或许是看到了个中的奥妙，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些地方在消除歧视促进平等方面开始出现政策松动。
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用工短缺，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已经明令废止了执行数年的招工“六不准”，过去春节过后1个月内不招外来工的规定被明确取消。
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传出的消息则说，按照北京市立法计划，《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将在2005年3月审议废止。该《条例》于1995年7月15日开始实施，当初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表示，这个条例与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进城务工平等待遇的精神相悖，这是废止该条例的最重要的原因。北京作为开放的都市，就要以人为本，体现首都开放的形象，无论对内对外都应一视同仁，要体现对外来人员的尊重。
周继东认为，从立法上，外来人员也应与北京市民有相同的政策和法规，不能有人为的区分。本市过去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有很多限制措施，比如要办理务工证、就业证等，这些都不符合平等精神。他还表示，因为条例中大多规定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相符，许可法贯彻实施后，条例中的许可事项不符合许可法的都予以废止了。本市目前已经全部清理和取消了涉及来京务工人员的就业管理限制、收费和歧视性政策的许可事项。比如现在有关劳动用工上的岗位限制和服务管理费已经被取消，外来人口租住房屋的治安许可及相应的政府规章也已被废止。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副处长张征宇则指出，今年将加大帮助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维权的力度。在今年的劳动监察工作中，维权将重点放在三方面，即工资发放、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缴纳。以后外地务工经商人员已经和具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一样了，选择任何岗位就业都没有限制，而且再也不用缴纳任何特别的费用，只要与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即可。本市已初步决定出台新的务工管理规章制度，新办法将坚持服务与维权宗旨。
民工立法改革在首都北京的实施显然表现出了敲山震虎的力度。浙江实施了近10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也停止执行。从2005年1月1日起，外来务工人员不必申领就业登记证便可以在浙江找工作。外来工就业问题正在逐步纳入城市的就业体系中。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意识到了劳动力资源在过去一年出现的危机。该部一位公务员透露，有关部门一直在考虑各种合理措施，以促使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
春节过后，河南省商水县劳动局干部小张遇到一件“非常烦心”的事情。原来，就在上班后不久，局长召集全局的干部开会，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要求每个干部在半月内联系10名外出打工人员。按照局长的说法，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目的是满足广东方面的劳务需求。
小张生在县城长在县城，很少接触过农民工，这一个任务也因此让她犯了难。努力联系了一个星期后，10个名额一个都没着落。“现在的农民打工的地方多着呢，除了广东，还有上海、浙江、北京等很多地方等着要人。有些人打了十几年工，年纪大了不想再出去，有的人宁愿自己开个小店也不愿意再打工。”
节后因为劳动力问题犯难的其实不止小张一个人。就在小张为支持广东劳力需求到处奔波的时候，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深圳南山区，某服装工贸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罗先生也正发着愁。他在正月初二就发出招工广告，但直到正月十五还没有人回应。无奈之中，罗先生只好在公司附近摆起了招聘摊。
这位以前从来不用为劳力发愁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现在缺100多名工人，但半个月过去，他想尽各种办法也只招到了招到十几人。人力资源严重缺乏，使目前工厂5条生产线只有2条能正常开工，很多新款服装都生产不出来。
“不止是我们公司，现在很多工厂都缺工人，特别是服装方面的公司，因为需要工人有一定的技术，招人就更困难。”罗先生透露，其实从去年8月份开始，这些公司就开始缺人，一过完年，很多工人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来了。今年，公司向社会开出了“包住另加300元”的优惠条件，还是很难招到新工人。
远在一南一北的小张和罗先生所面临的窘迫，其实只是中国劳动力资源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作为中国最广大廉价劳动力的资源库——中国农民工——在过去所受的欺凌、歧视，中国这个曾经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最便宜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度，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劳动力资源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就此发出警告：“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劳动力资源危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多年以来一些不尽合理的制度。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将在10年之内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大到宪法层面小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各制度层面进行改革。”
突如其来的“民工荒”
2005年2月8日，东莞一家电子企业的老板林新卫(音)遇到了一件让他大为光火的事情。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按照原定计划，他将在中午约请留厂过年的50多名民工吃团圆饭。林老板解释说，过去，他对厂里的员工可没有这么客气，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林明显感受到了招工的难度，为了留着老员工，他不得不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转而到工厂讨好员工。
但林先生的好意似乎并没有得到“好报”，中午12点30分，在约定的吃饭时间过去半小时之后，只有20来个人稀稀拉拉地围坐到桌前。一位管理人员气喘嘘嘘地跑来告诉林老板，就在1个小时之前，30多个员工卷着铺盖投到了另一家厂里。此刻，他们正在一家饭店和老板一起吃饭。
望着空荡荡的食堂，林老板感到前所未有的惆怅，他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好日子过去了，以后怕是工人的天下了。”
这是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广东东莞的一幕，但也是广东自去年以来发生的“民工荒”的缩影。而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缺乏正从2004年开始成为日益困扰企业的严峻问题。
广东劳动保障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该省的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为40万。东莞则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17%的企业存在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
而在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目前也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
对于大多数企业主而言，2004年间发生的“民工荒”似乎很突然，因为就在之前的2003年，他们甚至没有丝毫的预感。佛山一家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主告诉《法人》：“我们以前都习惯了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来招人，突如其来的用工危
机，还真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
但这或许只是一心钻到钱眼里的企业主们的错觉。“从宏观上来说，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危机不可能即时发生，只有在各种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下，才会导致这种短缺局面。”一位评论人士指出。
尽管专家乐观地认为，仅就上述这些地区的情况来判断2005年会如同2004年一样出现“民工荒”理由尚不充分，但从另一个数据来看，中国必须直面劳动力资源危机。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老化标准：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预测认为，2028年至2036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至3亿以上。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企业的缺工问题，已经对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开始不择手段地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从而使缺工问题由个别企业扩散开来，造成局部地区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一些与当地产业关联度不强的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内地，以保持现有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是，实际上，民工荒仅仅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短缺的一个表现，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主们所遇到的“民工荒”，大型企业或许也很快面临劳力短缺。未雨绸缪，应该是各类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的策略。
原因之一：过度剥削和歧视
莫荣在接受《法人》采访时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在他看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而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
莫荣特别提到了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工人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12小时，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遇到赶定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1-2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当中口碑较差。
在莫荣看来，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有关研究表明，12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工人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不少企业常常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员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企业工资和农业比较收益有所提高，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提高，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更为敏感。形成了低薪岗位没人愿去，高薪岗位僧多粥少的局面。
莫荣还认为，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企业需求迅猛扩张也是引发用工短缺的原因。近3年来，深圳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每年递增10%。而在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原在珠三角的务工者转而流向了长三角地区，上海近三年是外地劳动力增长较快时期，共增加了90万人。此外，中西部经济发展新办的一批企业，也为农村劳动力在当地提供了新的打工机会。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充裕，许多企业习惯于只使用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特别是易于管理的年轻女性，形成低工资招进、“黄金期”使用后不断轮换的用工格局，从而加剧了用工短缺的矛盾。
对于莫荣的分析，一位曾经在深圳打工达6年之久的湖南青年认为“太过委婉”，“如果说仅仅因为劳动条件差、工资低，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关键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企业主的剥削和人们的歧视。”
这位通过自学从普通的农民工转变为北京某企业白领的小伙子对曾经的遭遇显然非常在意，“在广东那个地方，打工仔们没日没夜地干，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就是五六百元，被老板扣这扣那后所剩无几，一个在鞋厂打工的姑娘，一个月不知道为老板生产了多少双鞋子，可最后到手的工钱还不够买一只鞋。”
说到动情处小伙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其实每一个打工的人都明白，出去为别人干活肯定要受剥削，但问题是剥削不能太过分。”
除此之外，这位小伙子还提到了让民工们寒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歧视意识。办理各种乱七八糟的证件要花一大笔钱、厂里厂外经常遭受白眼、地方警察的随意盘问和审查、缺乏起码的保险待遇、男女严重不平等......小伙子一口气说了很多话题。
他特别提到了孙志刚案件，“其实，如果不是他死在收容站，就是李志刚、王志刚死在收容站，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我们和城里人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农民工现在开始也了强烈的自尊意识，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选择。”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社会学者也分析认为道：“如果说劳动条件差和工资低还是经济因素，那么各种歧视则是从宪政层面促成了劳动力的短缺。”这位学者解释说，随着人们特别是农村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过去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摒弃，农民工在挣钱的同时，也希望赢得尊重。
“如果说改善用工条件和提高工资水平还是企业主们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消除歧视则是全社会的事情，剥削和歧视，只要有一个不解决，劳动力短缺还会加剧。”这位学者说。
原因之二：人口老龄化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严格推定的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口。这对控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该项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被人们所察觉，那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加剧。对此，甚至连中国政府主管该项政策的最高机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
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在过去数十年间的直接效应就是遏制过去中国人口膨胀的趋势，并最终实现了中国人口的低速增长。联合国人口司2月24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未来45年中，中国人口的缓慢上升趋势将结束并出现下降，预计2025年中国将有14.41亿人，而到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
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结果是，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到今天，30多年来中国所少生的3亿多人就成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1亿5千万人力资源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一方面是人口出生数量的急速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平均寿命明显延长，两个方面的作用，导致中国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专家刘坤亮指出，中国选择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无可规避地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结局，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必须通过的一条“卡夫丁峡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74亿，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人均gdp刚刚迈过1000美元的时候，老龄化即提前到来，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面对老龄化急速到来的局面，当前中国的困难是，一方面要降低了国内工人的工资以为20世纪80年代前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面临诸如“保姆荒”之类的长期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同时带来就业矛盾、解困压力和社会保障压力。
立法和市场：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针对一些“中国劳动力资源即将全面危机”言论，莫荣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目前趋势分析，民工短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旺，企业一时又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因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问题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中长期看，这种状况将可能导致缺工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被迫上涨，从而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有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国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包括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国家待遇差异，这种原因决定了农民工可能基于某些原因(如不甘受歧视)而浪费劳动力资源，也就是宁愿呆着也不出去。所以，尽管从数量上看中国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但占劳动力资源大部分的农民工群体，完全可能由于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的错位而使劳动力短缺局面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内加剧。
莫荣提醒说，政府应冷静对待当前的劳动力短缺局面，坚持市场导向就业机制，谨慎进行行政干预，同时应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对企业的信息引导，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和培训，加强劳工权益保护。有关部门应预见到今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可能趋势，及早研究采取相应对策。
莫荣还指出，政府首先应加大力度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按常住地原则将外地农村务工人员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平等的市民待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承诺来吸引外资。要进一步充实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下大力气查处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着重解决企业拖欠工资和劳动条件差等突出的问题。
第二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引导企业准确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改进其用工行为。针对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帮助企业了解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企业合理确定招工条件，扩大招工范围，缓解供求矛盾。加强劳动力输出省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并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各类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同时尽快建立企业公众信息定期调查披露制度。由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行会或具有较高社会公信度的调查机构，对企业的劳动环境、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社会责任等公众信息进行定期调查和定期披露，以增加企业的透明度，为劳动者选择就业单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企业合理制定各项劳动标准提供依据。政府还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同时注意操作性问题。
莫荣指出，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更多地考虑将资源转移到人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其次要加大企业培训力度，加快培养速度。行业、企业集团应建立技能人才业务进修和培训制度，开展技能提升和岗位培训。
对于莫荣的建议，另一位社会学家在表示赞同的同时还提出，从根本上看，中国必须在宪政层面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比如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废止诸如暂住证等各种制度，真正实现各类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的平等。不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企业家在微观层面调整策略，最终结果仍然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迹象
或许是看到了个中的奥妙，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些地方在消除歧视促进平等方面开始出现政策松动。
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用工短缺，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已经明令废止了执行数年的招工“六不准”，过去春节过后1个月内不招外来工的规定被明确取消。
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传出的消息则说，按照北京市立法计划，《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将在2005年3月审议废止。该《条例》于1995年7月15日开始实施，当初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表示，这个条例与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进城务工平等待遇的精神相悖，这是废止该条例的最重要的原因。北京作为开放的都市，就要以人为本，体现首都开放的形象，无论对内对外都应一视同仁，要体现对外来人员的尊重。
周继东认为，从立法上，外来人员也应与北京市民有相同的政策和法规，不能有人为的区分。本市过去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有很多限制措施，比如要办理务工证、就业证等，这些都不符合平等精神。他还表示，因为条例中大多规定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相符，许可法贯彻实施后，条例中的许可事项不符合许可法的都予以废止了。本市目前已经全部清理和取消了涉及来京务工人员的就业管理限制、收费和歧视性政策的许可事项。比如现在有关劳动用工上的岗位限制和服务管理费已经被取消，外来人口租住房屋的治安许可及相应的政府规章也已被废止。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副处长张征宇则指出，今年将加大帮助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维权的力度。在今年的劳动监察工作中，维权将重点放在三方面，即工资发放、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缴纳。以后外地务工经商人员已经和具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一样了，选择任何岗位就业都没有限制，而且再也不用缴纳任何特别的费用，只要与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即可。本市已初步决定出台新的务工管理规章制度，新办法将坚持服务与维权宗旨。
民工立法改革在首都北京的实施显然表现出了敲山震虎的力度。浙江实施了近10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也停止执行。从2005年1月1日起，外来务工人员不必申领就业登记证便可以在浙江找工作。外来工就业问题正在逐步纳入城市的就业体系中。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意识到了劳动力资源在过去一年出现的危机。该部一位公务员透露，有关部门一直在考虑各种合理措施，以促使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