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的官僚体系看组织管理
辉煌与衰微
北宋自马上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后，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地达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一般的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最高潮。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拱桥、建筑用的脚手架，造船用的舱壁，不透水的船舱，航海用的指南针，踏水轮的船舰，三弓床的弩，占仪，水钟，深度钻地的技术，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都出现于宋代。宋代的文化更是令人神往，宋词与唐诗同样在历史上占据着最重要的文学地位。至今杭州也到处都是宋代的人文历史遗迹，无论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西湖抑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城郭。
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经济也曾给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商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宋亡后32年抵达当日的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宋代人称“行在”，马可·波罗则翻译为Quinsai）。他笔下的杭州――“雄威壮丽的京师”――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注：远方出版社2003年3月版《马可·波罗游记》第169页）在南宋，杭州的人口就已经达到100万以上，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也仅有几万。即便看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日汴京商业经济之发达，也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在军事上，宋代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宋太祖赵匡胤本是武将出身，在马上夺得了天下，但在他有生之年，却从来也没有夺回过他一直企图收回的失地燕云十六州，当然他那些不济的子孙就更没有能力收回了。他曾颇没有志气的说过“俟满五百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意思是说，打不过，可以买回来，然而契丹人并没有给他机会。
宋在军事上的屈辱史远不止这些。太宗赵光义三次进攻契丹都告失败。著名的澶渊之盟则距宋开国仅44年，北宋以“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颇似慈禧太后后来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著名卖国言论――的堂皇名义向辽交纳每年十万两银和二十万匹绢的岁币，并且在公元1041年又被迫做了增加。公元1127年初，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金人所虏，最后都死在五国城，这就是岳飞《满江红》上所说的“靖康耻”。在此之后，岳飞父子也成了1141年秦桧和议时的牺牲品。1165年，宋金又继续交兵，胜负还未定，南宋就决定和议，并且称金为“叔”，自称为“侄”。即便这样，南宋也因为不再称臣，并且岁币也减了十万而感到异常兴奋，认为是“正敌国礼”。这个“成功”的战事也让岳飞得到了平反。可是到1207年，韩侂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真的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献给金国，岁币也增加到六十万，并且还给秦桧平了反。南宋最后亡于蒙古，一个人口最多只有它1/30的“蛮夷之国”。
要解释宋在经济文化上的辉煌和军事上的积弱，史学家已经给出了很多的观点，我只想从宋的组织管理的体系探讨，是什么，让宋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最终走向了衰亡。
宋朝：一个无法让官员发挥的组织体系
宋代的组织结构要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其一是军事制度。宋太祖赵匡胤是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这样一个前侍卫长一下子变成了皇帝，对他内心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
宋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的时候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终宋一代，最高军事权力机关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这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也根本无法让专业的人发挥所长。英语里有个词叫positionally bad 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坏人，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却做了坏事。宋的积弱从军事上讲就是赵匡胤种下的祸根，在皇帝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结让他成为了一个positionally bad person。
哪怕从文官体制上讲，宋也有着致命的弊病。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讲过，宋的政府组织是在汉唐宋明清中“最没有建树的”。
宋的文官体制可以概括为责权利不分。首先是对相权的倾轧，宋代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大大削减了相权。宋代的宰相既没有兵权，也没有用人权，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这样的制度，如何出得来唐代魏征、房玄龄这样的名相？这个就像一家没有实权的总经理所运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板的指示，哪里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宰相还要面对专门从事“清议”的谏官，这个职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负责的，但是在宋代则向皇帝直接负责。他们讲错话也要被免职，但是一般来说，免职之后声望却会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老是和宰相唱反调――否则怎么叫谏官呢？这是一个只对政府发空论而不负责的反对机关，虽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却让政府总有掣肘。试想一个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对付皇帝，一面要对付谏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脚？
比起相权衰落和武将不能作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为糟糕了。五代十国时地方官员全为武将，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武将不再带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权。这样一来，他们只有一个名号，享受朝廷的俸禄，比如浙江督军，官还在，但是派去的却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这位文官却另外有一个中央政府官员的头衔，只是暂去管浙江的事。所以严格来说，宋代根本没有地方官，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暂时来管理。但即便是这样的地方官，也还要面对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帅、漕、宪、仓四史，并且地方上的收入还需全部上交中央。
有宋一代，把兵力财富全部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权，不留一丁点给地方，所以，北宋汴京一失守，全国就立刻瓦解。而唐代的安史之乱，军力甚至强过金国，唐两京失守也未亡国，都是因为州郡财力富厚的缘故。
反思宋的错误
宋朝基本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卧榻情结所衍生出来的控制狂型的领导。因为怕被出卖，因为怕失去控制从而形成了过度的控制，也同时形成了整个组织系统的集体无所作为。
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是现今耳熟能详的德鲁克式的问句。宋朝要的是控制，所以它失去的是整个朝代的振兴。尽管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度，最灿烂的文化，但是在皇权的极端控制之下，这些资源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让这个帝国组织的成员拥有相对等的责权利，从而整个组织体系也无法有效地运作。
历史的错误还继续发生在现今的很多企业家身上。有企业家为了进行员工的管理而在办公室（除了厕所之外的任何区域）都装上了监视器，并美其名曰加强管理，甚至副总裁和总监这样的高级管理层也不能幸免。但是你想要的又是什么？这样的控制除了满足偷窥欲以外，真的能得到工作绩效的提升吗？我表示怀疑。我不怀疑的是优秀的员工将因为这些监视器而陆续辞职，或者在那里并不快乐地消极怠工。
但凡控制狂型的领导，通常都会以自我为中心，谁也不信；或者是觉得自己虽然有识人之能，但是别人都不行，所以谁也不敢信，而这个的实质其实并不是自信，而恰恰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而控制狂型的领导通常也会要求员工承担起责任，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在权与利集中于一身的时候，同样也意味着被管理者完全没有了对责任所要承担的义务。责权利三者总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统一。你很难让责任的承担者只承担责任而失去权利，抑或相反。组织管理的实质并不在于控制，而在于让组织里的每一位成员发挥所长，获得成就感。这就要求你的责权利体系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在赋予管理者权利的同时，要求他承担起责任，或者在要求他承担责任的时候，赋予他权利。
而这正是宋最大的错误，它在漫长的三个多世纪里，有的只是虽然得到强大皇权控制力却愈来愈郁闷的皇帝和这个朝代无所作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