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生动•细节•度
历史文学以生动为贵
从目前的讨论和实际运用的情况来看,历史文学至少有两重含义。正如前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历史文学“一种是用历史题材写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是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笔者以为,白先生的这一界定既简明又科学。本文所论的“历史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文学”即指后者。白先生又指出:“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是这样的六个字:准确、凝炼、生动。”“准确,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凝炼,是能用简练的方式表述比较丰富的内容。”至于“生动”,白先生指出:“生动就更不容易,需要对表述的对象有更深的理解,也需要作者更有才华。”笔者以为,历史文学固然要求准确、凝炼,但更以“生动”为贵。理由如下:
前辈史家都很看重史学著作文字的生动性。如梁启超指出,历史文章应该“生动”,因为它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范文澜也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事实上,《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之所以蜚声中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历史文学成就高。笔者在研读这些名著时,联系上述见解,以为“历史文学”之“生动”,其实就是指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强,通俗地说,就是“吸引人”、“好看”,于是在此不妨仿照白先生的界定句式,对历史文学的“生动”试作如下说明:“生动,是指史学著作引人入胜,并使读者产生共鸣。”
无论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还是从读者的角度看,在“历史文学”中,“生动”比“准确”、“凝练”都更为难得。相较之下,“生动”是决定“一定艺术水平”高低亦即决定历史文学水平高低的关键。
生动在于细节描写
什么样的“历史记述”才能生动呢?笔者在反复揣摩《左传》等书之后,坦率地说,是那些“好看”的“细节描写”在“引人入胜”。《左传》的细节描写几至化境,开创了中国史学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左传》叙事神采入妙,则特别在于细节处的用心微至。……特别为人称赏的一例,是《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的一个场景:‘(楚军)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这一战的叙述,“虽四面著笔,而细节处又步步照应周全,必要使之合其情合其境。作为史,便足以取信;作为文,则尤其点染有姿态,且又自然妥帖。”“《左传》有史的壮阔,也有史中的细微,后者不仅使它的成功远远超出此前的《尚书》,也远远超出同时代的著述,影响于后世,且不止于文和史。”(扬之水:《先秦诗文史》)可以说,后之《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都是因汲取《左传》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
《史记》以写人为主,细节描写更受司马迁的重视,如李广射石、孔子盟誓。“(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寥寥数字,一代名将李广善射之稳、准、狠的特点表述得异常鲜明。“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之认真,子路之坦率,师生之互相信任,刻画得淋漓尽致。
《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以战争描写见长,其中又以对张巡的描写最为出色。司马光用几个细节就表现出张巡的机智勇敢:“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资治通鉴·唐纪》)这种生动的细节描写,对读者来说是很有感染力的。
历史是客观的,但客观的历史是由充满激情的人们所创造的。正是人们的激情活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具体而微地看,人类历史其实就是由大大小小的事件和细节构成的。细节最能反映人物的激情和个性,使其形象栩栩如生;同时,细节在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上具有独特的作用。没有细节或细节很少的史学著作,是很难生动的。因此,要想尽可能真实、生动地还原历史,就必须通过细节的真实再现,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众所周知,一部《世说新语》就几乎全由细节组成。正是这些细节,生动而又传神地反映了魏晋之际诸多“标致”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而折射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细节描写宜有度
但历史文学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因此在细节描写时,应该注意如何把握它的“度”。这涉及到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史学著作应该以真实地记载客观历史为己任。但是,客观历史具有“一度性”,一去不复返。后世史家在撰写史学著作时,既然不可能亲眼目睹过去,就可以在确保主体真实的前提下,根据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想象出某些能突出人物性格、深化主题的细节,以“神似”弥补“形似”的不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事件更为可信。郭沫若曾指出:“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艺术不同于照像……写历史要根据史料,史料是有限制的,历史家要根据史料加以推理和判断,实际上就是想象。”(《郭沫若论创作》)如《左传》、《史记》中某些“想象”的细节描写,就不能不说它是真实的,如“鉏麑之叹”:“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宣公二年》)又如“项王绝唱”:“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左传》、《史记》的这些文字,从常理看,似不可信,有杜撰之嫌;但据人情揣摩,却也合理,尤其传神。为什么我们认为“鉏麑之叹”与“项王绝唱”是信史、是实录呢?就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鉏麑和项王能作出这样的举动。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读者需要这样的“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才欣然认可作者所想象的这些合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细节。“霸王垓下歌……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此际亦何暇更作歌词?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释道盛:《与某》,载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投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钟书:《管锥篇》)
所谓“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遥体人情”,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想象”。这种“想象”,并非中国史家的专利,古希腊史学家亦有深谙此道者。修昔底德所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篇幅”,“这些演说辞,有些可能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但是这一点无损于其艺术的真实性,他自己也说:‘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译者序言》)这与《左传》、《史记》的细节描写真可谓异曲而同工。
二是“细节”的运用。选用哪些细节?细节又用在什么地方?这是历史文学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白先生对《史记》如何使用细节的分析,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就表达出来了。”如李斯之叹“厕中鼠”、“仓中鼠”,“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如万石君长子建“误书马字”而恐;少子庆“以策数马”,“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作官的政治风气”(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细节的描写》)。
如果能象司马迁这样运用细节,细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们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生动”,而且还能在突出主题、以小见大等问题上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三是“细节”的数量。如上所述,历史文学的细节描写为深化主题而作,为刻画人物形象而作,不论它在全文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总是烘云托月的配角而非主角。因此对所用细节的数量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忽视它、摒弃它,史学著作将是很难生动的;但如果过分倚重它,甚至只为猎奇而搜集遗文佚事,则必然陷入琐碎。同时又应注意,在细节数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所用细节也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对于入选的细节,还要精心锤炼,使之与主题密切相关。总之,细节描写不能滥用。细节一旦淹没了主题,则极易误导读者,其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全文就不是史学著作而是文学作品了。
纵观中国史学发展史,历代史学家都十分注意史学著作的生动性,并且认为这是关系到它们能否传之久远的大问题。如果《史记》没有很高的历史文学成就,很难设想它被正统派目为“谤书”之后,还能在《汉书》学兴盛之后再度复出、流传。同时,史学著作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功,能使史学深入社会,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中去,不仅在传播历史智慧、历史知识、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上收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也能较大地改变史学受到漠视、冷落的局面。因此,不论从史学的发展过程看,还是从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深入研究历史文学及其细节描写,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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