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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运筹学]现实中的法人价值取向

  法人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组织,看上去像是完成任务的冷冰冰机器。由于法人具有深刻的存在使命,而赋予了人性化特性,使之受着价值取向的支配。

  一、 形形色色的价值取向

  当前社会上各种法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特点。有处在成长期的,也有臻于成熟完善的;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也有以非营利为目的的;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有相对开放的,也有相对封闭的;有相对积极的,也有相对消极的;有相对自由的,也有相对保守的;有相对偏执的,也有相对宽容的……如何把握和认识形形色色的法人价值取向的内涵呢?让我们通过几条线索进行简单的梳理。

  1. 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现象

  大到国家,小到各种企事业机关等等,处在不同行业的不同性质的法人也各自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

  (1) 国际组织的价值取向现象

  [案例]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作为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来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拥有183名成员的国际性组织,立志于增进国际货币合作,保证外汇稳定和外汇秩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就业。同时,在必要时为世界各国提供援助。

  (2) 国家和领导者的价值取向现象

  [案例]美国宪法导向的价值取向

  美国宪法中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规划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之赐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从中反映出了整个美国的价值取向。

  [案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价值取向

  美国的前总统吉米·卡特曾经这样描述作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所应具备的价值观:“高度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是基本的,并且他们不会随工作或专业的改变而改变。诚实、坦率、正直、无私,这些总是不变的。当一个领导人由于自大或无知而违反了这些基本的纪律的时候,其职责就会受到损害。领导人也有理解依靠他们的人们的需要的职责。我决不会成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我决不会剥夺基本的人权,我决不会为饥所迫。作为一个商人、宗教领导和政治领导,我对种族隔离下的南方的其他人的需要高度重视,尽管我并不总是踊跃地尝试纠正这些问题。但是理解他人的需要和困难是成功的领导能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3) 各种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现象

  [案例]剑桥大学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科研领域,有着数百年悠久历史,迄今为止已经培养出了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剑桥大学,数百年来,大师辈出,群星璀璨。英国的5位首相和大哲学家培根、斯宾塞、罗素以及大科学家达尔文、哈维、卢瑟福,经济学家凯恩斯,大诗人密尔顿、拜伦等都出于此。剑桥大学贵在其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思想观念和人才培养体系。其价值取向为鼓励独立人格、自主意识、批评精神以及探索能力。

  [案例]清华大学的价值取向

  作为中国的大学中的佼佼者,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早见于1914年梁启超题为《君子》的演讲,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在当代,清华校训被理解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崇尚团队精神,兼有厚实的美德和宽阔的胸怀”。通过清华师生数十载努力实践,继而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行胜于言”的校风和“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

  [案例]美联社的价值取向

  在新闻媒体领域,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和规模最大的通讯社之一,美联社的使命是“通过其遍布全球的新闻采集,以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事实的报道。并保证由美联社报道的消息将是准确的、中立的和基于现实的”。

  [案例]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价值取向

  香港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作为一家全球性华语卫星电视台,立足香港,以沟通大陆港台两岸三地及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华人为宗旨,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播给世人,并帮助所有同一血脉的同胞,认识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世界。

  [案例]中华医学会的价值取向

  民间协会也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中华医学会,作为中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宗旨是团结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

  (4) 容易区别的企业价值取向现象

  [案例]福特汽车公司的价值取向

  亨利·福特的名字,在美国豪门中是最响亮的一个,在世界上也颇具名声。且看,美联社在美国独立200周年20件大事的民意测验中,亨利·福特和他的汽车公司名列第十,与宇航员登上月球、原子弹爆炸成功相媲美。这是因为亨利·福特发明了物美价廉的T型汽车,开拓了汽车市场,为美国迅速步入汽车时代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亨利·福特在多年设计与生产汽车的实践中,形成了崭新的价值取向,即生产能为大众接受的物美价廉的汽车。在这一价值取向的驱使下冒出T型车新产品的设想,采用标准化生产汽车的思路,随之设计出T型汽车。一投产就广受欢迎,无须推销,客户自己找上门来。查其原因在于,农民正需要这种车,普通人又都买得起;机械原理简单,便于掌握;驾驶性能适应于当时复杂的路面。T型车这些优点,在价格适中的这种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发挥出巨大的竞争优势。T型车仅一年时间,就跃居畅销车之首,成为第一号营利产品。

  正是在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前提下,亨利·福特为了实现汽车的销售,最早提倡一周五天工作日,以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驾车出行和消费。也正是他,积极提倡建立完善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人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刺激消费,实现汽车工业的繁荣。

  虽然在本意上,他是为了自己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但在客观上极大地带动了当时美国其他资本家纷纷仿效,在短时期内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且,他开创的福特汽车公司至今仍是最成功的跨国汽车巨头之一。

  当然,企业法人的价值取向如果出现偏差时,其所产生的后果也将是毁灭性的。就拿曾经风光一时的沈阳飞龙而言,其价值取向就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案例]沈阳飞龙的价值取向

  1990年10月,当姜伟接手沈阳飞龙时,这还是一家注册资本只有75万元、职工60多人的小工厂。沈阳飞龙的价值取向是: 在中国的保健品行业获得迅猛发展,从而实现企业的最大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没有将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财力花在科研和产品上,没有考虑如何真正生产出有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保健品,而是放在了片面制作虚假广告上。

  沈阳飞龙在发展壮大时不盖厂房、不置资产,连办公大楼也不改建,坚持“广告市场效益”的营销循环战略。“最优秀的人应该去做商人,最优秀的商人应该去做广告人”,姜伟的这句话无疑是其作为法人代表的沈阳飞龙的价值取向写照。正是这种不搞科研,不进行产品开发,片面追求充满不实之词、夸大之举、违规之行的广告,最终扰乱了保健品市场的秩序。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沈阳飞龙的价值取向和所谓的营销智慧全部是建立在一种缺乏道德认同和尊重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诞生的。

  1995年,沈阳飞龙在申请香港联交所上市失败后,企业效益也全面下滑。1998年,沈阳飞龙故伎重演,抢注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伟哥”商标,并于1999年初推出所谓的中国第一个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品“伟哥开泰”。随后当即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至此,曾经在中国保健品市场风光无限的沈阳飞龙逐渐销声匿迹了。

  2. 价值取向的个性化

  (1) 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差异

  在东西方文化的浸润中,东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稍加对比,便不难得出: 西方人强调个人荣誉感,崇拜个人奋斗,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张扬个人荣誉,面对赞美提倡谦虚和自我否定。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不但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

  在大多数的西方社会,人们信奉个人在心灵上的自由,重视个人潜能的发挥,强调对个性化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西方的文化鼓励人们开拓创新,做前人所未作过的杰出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维持现状,保持和谐。

  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很强。自己对自己负责,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不习惯于过多地关心他人,也不过问他人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主动的帮助他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而主动帮助他人又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的私事。而在中国人的眼里,个人价值是在奉献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东方人的眼中,主动关心别人,给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一种美德。而这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无异于“多管闲事”。

  此外,西方人还非常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不受限制。而中国文化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2) 法人组织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差异

  在特点迥异的不同社会中运作的法人组织也存在着典型的差异。例如,在许多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和浸润的东南亚国家,集体的团结和一致则相对较多地被加以强调和提倡。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影响到社会中的各种法人的价值取向。美国的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就曾指出:“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集体历来占首位,个人服从集体,社会墨守成规是积极的价值观,人们依赖家庭和宗族关系。”此外,一项针对美英法日韩的“亚欧美价值观调查”表明:“在东亚,‘个人’很少摆在前面,‘个人’同家族及企业是命运共同体,‘个人’对家族和企业有很强的归属意识。”“重视家族,这是亚洲价值观的一个特征”。由此决定的,在东亚社会中,企业的重要方式是家族(家庭)或以家族(家庭)为基础的。这种以家族或准家族为组织基础的企业体制有着强有力的利益激励机制和长期合作的、稳固的人际关系。在韩国,企业是一种军事化的巨大家庭组织。而华人企业则像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在日本,由于推崇团队精神,员工对企业存在着长期的依赖关系。大多数的企业都实行所谓的“终身雇佣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保持着对员工多方面的影响。

  (3) 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形成的个性

  在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间,许多的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在吸收东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和本国实际及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取得了成功,成功地将儒家思想中的最核心的家庭观引进了企业。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是着重于对人类精神文明的研究。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管子等诸子百家起,就在各自的著作中反复论述了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他们提出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提出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个人和国家、社会、家庭及其他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于是,许多的企业把“企业大家庭”作为企业组织的理想目标,把对君和父的忠诚心用于建设企业中的上下级关系的楷模,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企业文化塑造的精髓。

  (4) 中国形成的个性

  由中国传统思想所决定的其他许多法人组织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其独特的一面。例如,我国的传统思想强调组织运行要适应客观规律,大到国家的运作,小到企业的发展,都要遵循规律。也正如司马迁所主张的,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5) 美国的鲜明个性

  由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所影响的美国也带上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案例]鲍威尔的观点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曾说到:“美国力图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的是其价值体系。我们带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是以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以人类的尊严为基础,以民主为基础,以自由企业体制的力量为基础,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即: 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实现自己最远大的抱负和梦想。”这和西方一贯所支持和信奉的人权之上的理念是暗中呼应的。

  他还说,美国的价值体系归根结底就是“民主与自由”,认为这就是“体系的本质,是民主与自由的全部含义”。这位当时新上任的国务卿说,“我们将向人们显示,如果走民主之路、摆脱冲突、赋予人民权力,并像我们一样相信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掌握自己的命运,其结果将是什么样。这是民主的效力。这是自由经济体制的效力。我们将不断谈到这些价值,并希望这成为我们发出的光亮,对世界各地的人产生影响,我们将凭借我们的实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政治实力、我们的经济实力、我们的军事实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外交实力。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将要做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带有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浸润的法人组织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各自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和引导。他们的价值取向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打上传统道德的烙印。与此同时,他们在运作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也必将是为之所左右的。

  3. 价值取向的转化

  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法人,其价值取向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下面列举两个案例。

  [案例]西方商界价值取向的演变

  谈到营利性质的法人,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西方商界的价值取向的发展过程。伴随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演进,西方企业的价值取向就曾经历了一个不断涤荡和成长的过程。

  早在177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在此文中,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中心问题和剥削本质。与此同时,他还提出经济现象是基于利己主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一理论指导当时的企业在组织生产运营的时候,将对利润的追逐和对生产规模的扩大作为其最为根本的目标和取向。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的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也在迅速扩展。随着竞争范围的扩大和竞争对手的增多,企业迫切需要改进管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时,科学管理的理论应运而生。作为该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在1911年出版了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工厂采用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科学的操作程序,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二三倍。然而,泰勒理论把工人看成是会说话的机器,只能按照管理人员的决定、指示和命令进行劳动,在体力和劳动上受最大程度的压榨。泰勒的“标准作业方法”、“标准作业时间”、“标准工作量”都是以身体最强壮、技术最熟练的工人进行最紧张的劳动时所测定的时间定额为基础的,是大多数的工人所无法忍受和坚持的。他把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人”,认为人的活动仅仅是出于个人的经济动机,而忽视企业成员之间的交往及工人的感情、态度等社会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的行为。“行为科学”理论产生并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着。它认为人不但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即影响工人生产效率的因素除了物质条件外,还有人的工作情绪。人的工作情绪受到人所在的社会及本人心理因素的影响。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 以霍桑实验为基础的人群关系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激励双因素理论等等。X理论、Y理论和Z理论等则进一步的研究了人的行为规律,找出产生不同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如何控制人的行为以达到预定目标。工人,尤其是知识工人,开始被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加以重视和尊重。企业的价值取向也被赋予这一丰富内涵。

  从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了整个西方的商业社会所经历的在价值标准领域的变化。

  [案例]日本价值取向的转变

  事实上,由古到今,无论是何种法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只有若干人的民间组织,价值取向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它的领土面积仅占到美国的1/25或中国的1/26。然而在短短的数十年的时间,它就发展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其中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的因素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由于日本非常善于以实际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为标准,学习和吸收外来的文化,所以,它的价值取向极富世界性和多元性。

  首先,日本的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中国价值体系的外延。无论是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还是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日本都灵活地吸收了中国的古代文明成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历史发生了“蛙跳式”的飞跃变化,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因此,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封建政权非常相似的、完备的、成熟的封建国家。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都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文化的中心内容。

  19世纪以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进,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浪潮。最终,它选择了“脱亚入欧”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明治维新“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其中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国家政体、典章制度与“自由”、“平等”、“人性”、“人权”等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全方位地学习和仿效西洋文明,并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融合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从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族精神,即集团结构、群体意识、竞争风格、拼搏进取精神。

  令全世界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的价值取向现象,即“军国主义”大肆横虐,竟然发动了法西斯侵略战争,使整个亚太地区陷入一片战火纷飞之中,几千万人生灵涂炭,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罪恶行径令人发指。它的倒行逆施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而深受其危害的是亚太地区的各国人民和日本国的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外力的强迫下,日本开始了学习美国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认识到“军事第一”决不能让日本走向幸福,从而确立了“经济第一”的新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由于日本广泛地吸收融合了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先进成果,它才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创造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

  由日本的历史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个国家,其价值取向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与其被动地调整,倒不如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 现实对我们的启示

  从大量的事例和我们的实证研究看到,法人组织的各种活动其背后都有一个支配的东西,这个支配的东西就是——价值取向。首先,它是无处不在,并起着决定组织命运的作用,统帅着法人各个方面的动向。其次,在法人组织的各个阶段其价值取向有一定的规律,随着条件、环境的不同,整个法人价值取向有一定的指向(攀升性)。再次,如果法人组织不顾自身条件,盲目选择不恰当的价值取向,会对组织造成严重后果。同时,如果法人能够认识价值取向的规律,并客观地运用,将对法人组织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上,对自己的价值取向有一个清晰认识的法人却不多见。有的法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在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怎样的;有的虽然有所谓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却多是口号性的空谈,并未立足于实处。

  为此,我们需要从大量的事例和实证研究中,对法人运筹的价值取向在理论上做深入地探索与升华,给出一种理解和把握法人价值取向的理性框架,为法人开拓和培育自己的价值取向提供借鉴。

(作者李常法,华源制药集团,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士、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获优秀青年企业家、优秀企业家、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等荣誉,曾获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学术工作者等荣誉,热衷于悟性管理研究、倾心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力图填补我国在管理理论领域的空白。欢迎您与作者探讨和交流观点,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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