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胜今起参与本报2004年讨薪行动
从去年8月12日，本报首发《孙武胜讨工钱讨得出了名》报道至今，15个月时间里，孙武胜接待咨询者（包括接听电话）达3000多人次，为农民工代理诉讼150多件，其中涉及讨薪占到九成。包括利息、非诉讼方法讨回务工者劳动报酬等在内，共讨回劳动工资255万余元。又逢年底，“讨薪英雄”孙武胜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就连记者也不免被同行“骚扰”——被索要孙武胜
联系方式。作为本报“2004讨薪行动”系列报道重要参与人之一，孙武胜表现出极大热忱——
“讨薪英雄”素描
“你得先搜集证据，证明你的确是在工地上干活时受的伤，然后可以向当地法院起诉，不过要有心理准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武胜说话时，下巴夹着电话听筒，手指在拨键盘，欠身坐在他对面长条沙发上来自凤翔县的两名中年男子，在纸片上做着记录。旁边还有两人在等候孙武胜接待。
和一年前相比，被媒体冠以“讨薪英雄”称谓的孙武胜，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已从最初孤单影只的讨薪者，成为一个以孙武胜名字命名的维权工作室负责人，并且有了正规高校法学系学生加盟。值得一提的是，孙武胜也开始运用起计算机，“我只会简单上网，查找些法律条款，看看新闻什么的，打字不行，速度太慢”。
虽然境况同前相比，已有较大改变，孙武胜还是保持着一年前的朴实，依旧不食肉，依旧租住在东八里村那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依然热衷为弱势农民工追讨欠薪。“你们大胆取证，不要怕，只要事实存在，一定会有说话的地方”，孙武胜对前来咨询的凤翔男子说。
讨薪经历写就《保障条例》
孙武胜的电话热得烫手，采访不时会因为手机铃声大作而中断，不光是本省，黑龙江、甘肃、山东、河南等外省打电话、找上门来咨询、求助讨薪的农民工络绎不绝。有据可查的电话记录是去年12月份，孙武胜只接听电话就有2000多个，电话费查询单打了24页。
在所接触到的农民工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对孙武胜的认同是他的“公民代理”身份，在文头不一的法律文书上，“公民代理”连同孙武胜的名字一并出现。“其实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们讨回公道，虽然不是专业律师，可是我熟悉农民工的真实状况，也有几年积累下的讨薪经验”。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孙武胜比常人更多知晓农民工讨薪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80％以上年龄在25—50岁之间，大多数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一家人经济来源的主要依靠者。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面对生活重压的农民工因为不能及时讨到工钱，往往会采取过激行为，甚至登上楼顶、爬上塔吊，以死相挟。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无疑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
亲身经历的讨薪过程和所见所闻，让孙武胜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原因有了清晰把握，他总结说，从大方面看，建设单位拖欠建筑单位工程款现象严重；部分建筑企业垫资揽工程；建筑企业多数工程人工费部分分项承包给“三无”承包队（无办公场所、无营业执照、无用人资格）等，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再从个体情况分析，个人以虚名挂靠到某单位承揽工程；部分私营建筑企业设立多个账户，转移资金；私营建筑企业以质量为由克扣、罚款，加上打工者普遍缺乏法律知识等加剧工资拖欠。
在孙武胜看来，仲裁程序缺失人性化也是造成拖欠工资的重要原因。他说，通常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时，要先审查用人单位是否有用人资格，但打工者一旦是和无用人资格的劳务承包队发生劳动争议往往不被仲裁委受理。依照程序，农民工要通过诉讼解决争议，仲裁是必经的前置程序。
基此，孙武胜利用闲暇，写下40条近4000字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工资保障条例》。“这份保障条例是结合《劳动法》和陕西省地方性法规、文件，以及省内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工资发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制定的，初衷是让农民工及时得到劳动报酬。”
经过反复修改，今年2月，孙武胜将条例寄送西安市委。3月中旬，孙武胜接到“西安市人大法函【2004】1号”红头文件。内中肯定了他为农民工讨薪所作出的努力，并对他提出的40条建议和维护在陕务工的200万农民工权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奉献精神表示感谢。
“来自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激发自己为农民工讨公道的决心，我愿倾力为农民工兄弟维权。”孙武胜说。
联系方式。作为本报“2004讨薪行动”系列报道重要参与人之一，孙武胜表现出极大热忱——
“讨薪英雄”素描
“你得先搜集证据，证明你的确是在工地上干活时受的伤，然后可以向当地法院起诉，不过要有心理准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武胜说话时，下巴夹着电话听筒，手指在拨键盘，欠身坐在他对面长条沙发上来自凤翔县的两名中年男子，在纸片上做着记录。旁边还有两人在等候孙武胜接待。
和一年前相比，被媒体冠以“讨薪英雄”称谓的孙武胜，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已从最初孤单影只的讨薪者，成为一个以孙武胜名字命名的维权工作室负责人，并且有了正规高校法学系学生加盟。值得一提的是，孙武胜也开始运用起计算机，“我只会简单上网，查找些法律条款，看看新闻什么的，打字不行，速度太慢”。
虽然境况同前相比，已有较大改变，孙武胜还是保持着一年前的朴实，依旧不食肉，依旧租住在东八里村那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依然热衷为弱势农民工追讨欠薪。“你们大胆取证，不要怕，只要事实存在，一定会有说话的地方”，孙武胜对前来咨询的凤翔男子说。
讨薪经历写就《保障条例》
孙武胜的电话热得烫手，采访不时会因为手机铃声大作而中断，不光是本省，黑龙江、甘肃、山东、河南等外省打电话、找上门来咨询、求助讨薪的农民工络绎不绝。有据可查的电话记录是去年12月份，孙武胜只接听电话就有2000多个，电话费查询单打了24页。
在所接触到的农民工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对孙武胜的认同是他的“公民代理”身份，在文头不一的法律文书上，“公民代理”连同孙武胜的名字一并出现。“其实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们讨回公道，虽然不是专业律师，可是我熟悉农民工的真实状况，也有几年积累下的讨薪经验”。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孙武胜比常人更多知晓农民工讨薪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80％以上年龄在25—50岁之间，大多数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一家人经济来源的主要依靠者。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面对生活重压的农民工因为不能及时讨到工钱，往往会采取过激行为，甚至登上楼顶、爬上塔吊，以死相挟。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无疑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
亲身经历的讨薪过程和所见所闻，让孙武胜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原因有了清晰把握，他总结说，从大方面看，建设单位拖欠建筑单位工程款现象严重；部分建筑企业垫资揽工程；建筑企业多数工程人工费部分分项承包给“三无”承包队（无办公场所、无营业执照、无用人资格）等，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再从个体情况分析，个人以虚名挂靠到某单位承揽工程；部分私营建筑企业设立多个账户，转移资金；私营建筑企业以质量为由克扣、罚款，加上打工者普遍缺乏法律知识等加剧工资拖欠。
在孙武胜看来，仲裁程序缺失人性化也是造成拖欠工资的重要原因。他说，通常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时，要先审查用人单位是否有用人资格，但打工者一旦是和无用人资格的劳务承包队发生劳动争议往往不被仲裁委受理。依照程序，农民工要通过诉讼解决争议，仲裁是必经的前置程序。
基此，孙武胜利用闲暇，写下40条近4000字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工资保障条例》。“这份保障条例是结合《劳动法》和陕西省地方性法规、文件，以及省内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工资发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制定的，初衷是让农民工及时得到劳动报酬。”
经过反复修改，今年2月，孙武胜将条例寄送西安市委。3月中旬，孙武胜接到“西安市人大法函【2004】1号”红头文件。内中肯定了他为农民工讨薪所作出的努力，并对他提出的40条建议和维护在陕务工的200万农民工权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奉献精神表示感谢。
“来自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激发自己为农民工讨公道的决心，我愿倾力为农民工兄弟维权。”孙武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