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人的离职成本其实很高
知名外企员工不会有真正的危机
外企员工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而在围城之外，许多同样优秀的人还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
前段时间一家知名外企员工疾风骤雨般的怠工行动忽然间没了下文，老到的资方只是把年终红利提前发放，并许诺给予仅数十小时的加班工资，就浇灭了他们燃烧着的激愤。事实上，公司新的政策并没有从实质上减轻员工工作负担的具体措施。而这些要求，恐怕只有等到下一回合喧闹才会又被提及。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买方市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薪资呈下降趋势，据说本科生平均起薪不到两千，而在有的外企，初级员工就能拿到5000元左右。此外，拥有某些知名外企的工作经验，比如在普华永道、毕马威等四大会计事务所（被行内简称“四大”）工作过，就为留学或进入跨国公司工作加了一道保险。如此而言，这些外企员工的离职成本其实很高。
离开优越的外企后不能适应本土企业的空降兵比比皆是。虽然不少知名外企人都习惯自诩精英，英语好、素质高、出自名校；但是，如果真的离开这些外企，他们在规范的工作环境里学到的技能恐怕难有用武之地。有本土机构里的财务人员就常常把“四大”人称作“温室里的长大的”，认为他们离开了温室，就可能被现实的风霜打蔫。
事实上，知名外企人的可替代性也是与日俱增的。待业大军向职场传递着巨大的压力，财务人才并不稀缺。近年来，许多“海归”成了“海待”。他们有过硬的英语技能、接受了良好教育，只是因为职场容量有限才游离于围城之外。
由于存在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资方就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力。人才专家说了，在这里，并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等价互换，只需要买卖双方自愿。麦当劳定价在全球基本持平，然而人均收入相差几倍的新加坡和北京，麦当劳都同样人潮汹涌。算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就算是不公，有的外企员工的遭遇并不是这个市场里最急迫需要解决的。如果外企员工的加班工资需要有保障，那么许多待业者要得到一份工作由谁来保障？如果外企员工的工作负担必须减轻，那么在制造工厂里拼命苦干的打工妹们如何减轻工作负担？在后者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前者要解决恐怕不近人情。
有的外企因为快速行驶而导致一些内部混乱，只是中国这艘急速前进的航空母舰所遭遇问题的一个缩影。监管和体制跟不上发展速度，俯首皆是。
外企员工叫板资方的底气从何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在外企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幸运的。当然他们中有胆量的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改进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权利。即使是这样的权利和勇气，我们也只有在一些知名的外企里看到。本土企业，没有加班费、工作环境恶劣等情况恐怕并不鲜见，然而又几乎听不到抗争的声音。
在这里，又牵连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社会的两极分化。外企员工叫板资方的底气，来自他们的经验和居于公司的重要地位。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与其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捆绑”，使其具备了一定的为自己谋福利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西方世界被广大的中产阶级所普遍拥有。
从这个角度，不少外企员工因为实现了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便拥有高薪和维持这些高薪的手段。但更多的与低下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譬如制造企业的打工妹们，譬如广大农民，在忍受报酬低下的同时，也没有相应的争取或者维持福利的手段。这便是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背景。在网络论坛对外企员工怠工事件的讨论中，一个留言这样写道：“你们（外企员工）都辞职吧，中国有的是人，我去干！”
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外企员工并未因之辞职，他们只是在印证并附带炫耀了一下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而那位在网上留言的青年显然也并没有察觉，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只是在观赏一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表演”。
外企员工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而在围城之外，许多同样优秀的人还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
前段时间一家知名外企员工疾风骤雨般的怠工行动忽然间没了下文，老到的资方只是把年终红利提前发放，并许诺给予仅数十小时的加班工资，就浇灭了他们燃烧着的激愤。事实上，公司新的政策并没有从实质上减轻员工工作负担的具体措施。而这些要求，恐怕只有等到下一回合喧闹才会又被提及。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买方市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薪资呈下降趋势，据说本科生平均起薪不到两千，而在有的外企，初级员工就能拿到5000元左右。此外，拥有某些知名外企的工作经验，比如在普华永道、毕马威等四大会计事务所（被行内简称“四大”）工作过，就为留学或进入跨国公司工作加了一道保险。如此而言，这些外企员工的离职成本其实很高。
离开优越的外企后不能适应本土企业的空降兵比比皆是。虽然不少知名外企人都习惯自诩精英，英语好、素质高、出自名校；但是，如果真的离开这些外企，他们在规范的工作环境里学到的技能恐怕难有用武之地。有本土机构里的财务人员就常常把“四大”人称作“温室里的长大的”，认为他们离开了温室，就可能被现实的风霜打蔫。
事实上，知名外企人的可替代性也是与日俱增的。待业大军向职场传递着巨大的压力，财务人才并不稀缺。近年来，许多“海归”成了“海待”。他们有过硬的英语技能、接受了良好教育，只是因为职场容量有限才游离于围城之外。
由于存在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资方就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力。人才专家说了，在这里，并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等价互换，只需要买卖双方自愿。麦当劳定价在全球基本持平，然而人均收入相差几倍的新加坡和北京，麦当劳都同样人潮汹涌。算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就算是不公，有的外企员工的遭遇并不是这个市场里最急迫需要解决的。如果外企员工的加班工资需要有保障，那么许多待业者要得到一份工作由谁来保障？如果外企员工的工作负担必须减轻，那么在制造工厂里拼命苦干的打工妹们如何减轻工作负担？在后者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前者要解决恐怕不近人情。
有的外企因为快速行驶而导致一些内部混乱，只是中国这艘急速前进的航空母舰所遭遇问题的一个缩影。监管和体制跟不上发展速度，俯首皆是。
外企员工叫板资方的底气从何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在外企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幸运的。当然他们中有胆量的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改进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权利。即使是这样的权利和勇气，我们也只有在一些知名的外企里看到。本土企业，没有加班费、工作环境恶劣等情况恐怕并不鲜见，然而又几乎听不到抗争的声音。
在这里，又牵连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社会的两极分化。外企员工叫板资方的底气，来自他们的经验和居于公司的重要地位。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与其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捆绑”，使其具备了一定的为自己谋福利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西方世界被广大的中产阶级所普遍拥有。
从这个角度，不少外企员工因为实现了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便拥有高薪和维持这些高薪的手段。但更多的与低下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譬如制造企业的打工妹们，譬如广大农民，在忍受报酬低下的同时，也没有相应的争取或者维持福利的手段。这便是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背景。在网络论坛对外企员工怠工事件的讨论中，一个留言这样写道：“你们（外企员工）都辞职吧，中国有的是人，我去干！”
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外企员工并未因之辞职，他们只是在印证并附带炫耀了一下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而那位在网上留言的青年显然也并没有察觉，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只是在观赏一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