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营企业的角度看WTO
去年12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我们的中央政府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准入协议。和任何个人新加入一个组织的兴奋心情一样，全国上下的舆论在那阵子也是极为亢进的。然而仔细梳理一下这段时间的新闻报导以及背景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反应又是矛盾的，一种宣传调子的色彩可谓是欢欣鼓舞：十五年的漫长期盼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即将步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欢乐之谷”。另一种调子则是忧心忡忡，担心要“变天”；认为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动物凶猛世界”，一时间诸如“与狼共舞”、“来势汹汹”、“大浪袭来如何应对”之类带有点血腥味的字眼充斥着大小媒体，气氛渲染得不说让人恐慌，至少也是使人的皮肤发紧。搞得似乎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刚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要像羊羔落入虎狼之口一样，令人不寒而栗！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说得太美好的事情无论对国家、对企业、对个人都不会有的，因为天上不会凭白无故地掉馅饼；描述得太坏的事也未必很多，假如加入WTO算是的话，相信我们的政府绝不会自己设套子自己往里钻的。
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WTO有它自己非常准确的界定含义，入世对我国的影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无限大的含义。WTO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纠纷三个方面，因此挑战首先是针对政府的。世贸组织主要管政府，对企业没有太直接的影响，有影响也是间接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为影响是间接的就可以等闲视之。WTO的一个主要要求是在贸易方面实行国民待遇，即要求对各类企业都要同等待遇，这样的规则对广大中小企业较为有利。倒是那些长期以来倍受国家保护、照顾的企业，往后的日子反而是有点那个了。
但即便从企业的角度看，虽然“与狼共舞”是入世后人们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汇，考虑到目前中国500强企业的年平均销售额仅为世界500强的2%，说句老实话，我们暂时还没有上升到和人家共舞的层面，现在就说“过招”只能是抬举自己。
更况且体系规则的建立并不会自动地实行，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诚实守信用的道德基础之上，这也同样需要时间的熏陶。
人在同陌生人初次打交道时一般都很谨慎，心理上很戒备，这是正常的。国家之间也差不多。因此当我们乍接触一个名叫“WTO”的玩意，在预测它闯进来后对原有经济秩序的冲击时，难免有些过激反应，这是我对前一阶段WTO热的一个大致看法。何况许多人对WTO的实质并不懂，只是把别人的观点不加思考地拿过来套用，其结果只会起误导作用。
其实WTO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关联度是不同的，民营企业在未来WTO背景下的前景如何呢？下面我试着谈一点学习体会。
WTO只是个大舞台，演好演坏还得靠自己
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势所趋，虽然其间交织着各个国家和地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激烈的竞争，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但这种潮流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不管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人们只能是接受而不是逃避。中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加速向现代化迈进，其中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备条件，而WTO正好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尽快融为一体的可能性。
打个比方说，加入WTO犹如给我们提供了在世界舞台上演戏的机会。但舞台和演戏不是一码事，它并不足以保证演出成功，演砸锅也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加入WTO只是让我们获得了挤身于世界经济繁荣的入场券和参赛资格，并不能保证我国经济将顺利发展。那种以为一经加入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不切题的。我们只能说相反的命题——如果不加入麻烦更多——成立。
我想以上这个判断对国家对国企对民企都适用，因此比机会更加重要的是能力。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想生存下去，关键还是要利用加入WTO后的过渡时期苦练内功，以全力提高我们自身的竞争力为第一要义。
加入WTO最深远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的改革事业“保驾护航”
时下人们经常在议论入世后对哪些产业有利、对哪些行业冲击更大。这些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奠定了进一步改革的制度基础。在当前中国各项改革都到了一个瓶颈（甚至骑虎难下）的时候，其意义一点也不亚于1978年著名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回顾历史，前二十年的改革特征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也同样是没什么经验，但基本上是还原和矫正在之之前被错误地扭曲的东西，是“拨乱反正”，因此并不是毫无轨迹可寻。但以后的路怎么走，人们首先在理论上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许还记得，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公开坦承“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我在这里重提这句话不是为其翻案（这句话当然还是错的），而是说明中国的改革只有撇开一些目前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争论，通过融入全球化，依靠广大人民的实践、依靠经济活动自发的改革趋向去寻找进一步的发展，这才是没有最好办法的最好办法。
清醒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问题、制度问题、利益集团问题以及地方保护等等问题目前制约着改革的前进。渐进式改革虽然较为稳妥，但也固化了人们的利益关系，某些部分甚至构成了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阻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直都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借助外力求发展的先例，这一次也不例外。
加入WTO后，通过承诺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后实施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这种外部要求自然成了成为推动国内市场完善，使之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既定目标前进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入WTO之后，我国改革的动力不仅要依靠生产力的内部释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且也将由强大的外部力量所推动。
WTO的根本原则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发的产物，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朋友。由于它从来不属于嫡系，虽然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原罪式”的负担，因此越是继续开放越是有利。因此对于WTO的到来，民营企业自然持热烈欢迎的态度。
民营企业要克服恐惧心理，树立正确的得失观
首先应该认识到，我们讨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得与失是站在企业立场看问题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其实是增进福利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其次要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拥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家庭，其中比中国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既然它们在世贸组织（以前是关贸协定组织）中已生活了很多年，其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被冲跨，相反还从中受了不少益处，中国这个世界贸易排名第七的大国还担心什么？！
记得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代表团1997年访华时，曾到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中方学者进行了一次座谈。会上他们问了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反映出在是否接纳中国这件事上美国人有顾虑。他们怕什么？怕的是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不是会继续朝着市场经济进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加入世贸后因为特殊的身份在国际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竞争等等，所以说感到担心的不仅仅是咱们自己。（关于对立双方互相防范的心理，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曾经播过这样一个案例，拾金不昧者与失主之间在还钱过程中一开始就生波折，双方都十分警惕，都在干防止对方敲诈的事情。这个故事很经典，企业也经常有此类事情发生，打工者和雇主的心都是悬着的。）
又比如，在WTO谈判过程中我方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却总是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开放市场，双方的立场和逻辑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上去不能统一，其实这里面既有利益的分歧，也有沟通的问题。记得美国前首席谈判代表巴舍夫斯基说过，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中国是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国（哪怕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影响国际贸易价格，所以中国不能适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不要以为在谈判中让步就是吃了大亏什么的，其实谈判就是一个让步和妥协的艺术，让步有时候并不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的，而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形成共识的一个手段。只有善于沟通，才能找到利益平衡点，才能达成协议。
既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是极其相似的，人的心理反应也差不多，加入的一方和接纳的一方心存疑虑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说忧患是正常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恐惧则毫无必要。厉以宁教授说得好，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即便是那些暂时受打击比较大的企业，关键也还是在于应对措施的正误，不要把企业的兴衰简单地归罪与人。
再举一个例子。日本战败初期是接受盟军的全面管制，为了保证盟军司令部制定的“以日本经济的独立作为目标的企业合理化和经济安定九原则”方针的完全实现，总司令部请来了原美国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公使。道奇来了，在经过一番调研之后，他指出：
“日本当前的经济是由美国的援助和日本政府的国家补助金构成的两只脚的高跷经济。”
“除非切断这两只脚，靠自己的脚站起来，否则日本的经济就难以重建。因此即使发生摩擦也应实施九原则，切断虚假的脚——高跷。”
在这种见解下，他指令日本政府设法把包括特别会计、公团、复兴金融金库在内的预算收支做平衡，废止由复兴金融金库融资和贸易资金操作的补助金。一开始人们认为这会给日本的企业带来危机，许多人心存疑虑，但后来的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承认，尽管当时一度出现了既不是通货紧缩又不是通货膨胀的所谓“模拟式通货膨胀”，这一政策成了日本经济独立的基础。
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在某种意义上与上述情况有点类似，WTO的到来也许短时间内要和一些企业“作对”，长远地看问题，利国利企利民。
入世后民营企业理论上拓宽了生存发展空间
对中国的民企来说，入世意味着获得了在中国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与同行平等竞争的机会。有数据表明，此这之前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在经营范围上有限制的规定高达60多项。从产业领域来看，目前限制个体私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只有极小一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大部分是眼下市场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如电信、保险和金融机构，而入世后这一部分有相当多的已被列入逐渐对外开放的领域。
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对外开放了，对内当然也放开了。以前民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上市融资、进出口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将会逐步取消。至于那些希望谋求海外发展的民营企业，出口通道也更加畅通了。
但我为什么要说民营企业是“理论上”拓宽了生存空间呢？因为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实际情况表明，在很多领域，对内开放要落后于对外开放，民营企业在未来的市场开放中也许不会比以前更容易抢占先机。说不定在入世以后，呼吁国民待遇的不再是外资企业，而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关于这一点，我们目前能够说的大概只有“拭目以待”了。但即使出现这种现象，我想也是过渡性的。
民营企业的传统优势逐步在消退
民营企业的成功依靠的什么？粗算起来大概有创业者吃苦耐劳、比国营企业更加廉价的劳动力、经营手法相对灵活、人际网络优势这些方面（说不出口的内容可能还包括逃税等不太光彩的事情）。加入WTO之后，这些维持企业存在的东西可能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原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能量反倒有可能被释放出来。
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是天然的结合，但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也是可以结合的。在与集体、民营企业竞争中，国有企业在生产成本和市场营销方面不具备优势，这是其缺点，但国有企业的研发能力强，员工综合素质高，这些方面民营企业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从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讲，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是如何积累互补性的知识，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动态竞争力；第二是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这是企业的价值所在。最后，企业要学会从竞争战略到合作战略的思维转变。前两点我十分赞成，第三点我觉得改为“企业要学会把发展战略细化实施的本领”似更好。
为什么现在的许多企业没有积极性去积累互补性的知识，这与企业的产权制度有关。各级经理人员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缺少起码的职业安全感），都在积累如何使企业依赖于自己，而不是自己依赖于企业，这样他们就很难有积极性去积累这种互补性的知识。以上三个问题看似国有企业做得不好，实质上许多民营企业也做得不怎么样。
在WTO到来之前，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有不同的规矩制约着，还有许多规则管不到的地方。现在大家实行一个规则了，对民营企业既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规矩执行起来也有它比较利害的一面，我以一个小故事为例。
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现任外贸部副部长）当年在英国进修时经常同他的指导导师“抬杠”。
在有一次“吵架”中，那位英国老头冷不防问龙永图一句题外的话：“请问在你们中国，水是从低处往高处流还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呢？”
龙永图不敢撒谎：“高处向低处”。
老师随后意味深长地说：“正如不论在世界何处，水都是从高处往地处流一样，难道在你们中国水是从低处往高处流吗？作为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来讲，应该说只有一个，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当时的龙永图是不服气的，但十来年以后，他终于愉快地承认老师当年的话是对的。
入世后人们的规则意识肯定会大大加强，市场经济就好比是篮球比赛，企业就好比是场上的运动员，在正常情况下，运动员会互相配合打球，对裁判的信号会有合乎逻辑的反应，但如果有的运动员在场上专门踢人家的脚、老是走步犯规、投自家蓝筐，那这场球就无法打。
有的民营企业过去能够成功，也有巧妙借助规则漏洞的成分。入世以后，随着外资企业更多的进入，他们的法制观念、知识产权意识是非常强的，届时那种“遇到黄灯抓紧走、碰见红灯绕路走”的现象恐怕会越来越少了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这是利好、还是利空呢？
民营企业要努力在挑战中抓住机遇
纵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先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衰退才有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而随着1988年日本经济的被淘汰出局（一直到现在日本都还在苦苦追寻经济重新持续增长的“生长点”），这才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原先日本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如果不是它的“主动退却”，中国虽然也在发展，但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飞速发展。
如今机遇终于来了，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已初步形成，沿海经济带正在成为世界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伴随着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三大基地——生产中心、研发中心、管理运营中心——纷纷落户中国开办“分店”，全球化的经济大潮势必要席卷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从国家的角度讲，中国加入WTO的目标肯定不是仅仅停留在过渡时期的承诺上，而应该是借助WTO打造最强的企业和为国民提供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加入WTO的最终原则和最终意义。
在这场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的巨变当中，民营企业的天地是广阔的，是应该可以大有作为，这样的机遇应该要抓住。不过机遇往往只垂青于那些早有准备的人，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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