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世界工厂”
主持人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 金 碚
嘉 宾 彩虹集团总经理 马金泉 松下电器中国公司副董事长 张仲文
远大空调总裁 张 跃 日丰打火机公司董事长 黄发静
单靠升温乃至过热的市场拉动，单靠全球对我们迅速成长的疏忽，单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已经难以保证我们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面对缺少技术、缺少资金、缺少品牌，中国企业的下一步该如何抉择？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该如何与中介机构联手应战？而在这诸多现实疑问之前，我们先要冷静思考：中国真的已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世界工厂”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我们的工业化道路究竟该如何走？
中国当真是世界工厂吗？
金 碚：中国的工业化到了今天，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的很多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不少产品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那么到了世界第一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会碰到世界各方面对中国的遏制；还比如：当我们的市场逐渐饱和之后，企业的利润将会被摊薄，从而产生价格大战。
这些现象引发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是“世界工厂”吗？
马金泉：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工厂”。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规模还达不到“世界工厂”的要求。19世纪，所谓的“世界工厂”是英国，20世纪初是美国，20世纪的后期是日本。拿我们的现在和这些国家的当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可一些人却非常喜欢把中国叫做“世界工厂”。对我们国民来讲，这可能是持续繁荣后的一种喜悦，或者一种张扬。而这也正中某些人的下怀，是不怀好意的“中国威胁论”者的证词。
第二，所谓“世界工厂”，不是纯粹制造那么简单，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很欠缺。制造的下一步就是销售，请问大家我们有比较完整的销售渠道吗？没有。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我们的产品被人家采购去，再重新卖出去，他们在中间赚取了很大的利润。比如：我所知道的国外一家很大的零售业公司，它在中国的采购额是100亿美金，但是卖出去以后就成了270亿美金，毛利率是170%。还比如：在日本一双200美元正在销售的“中国制造”鞋，我们只能赚取4个美元的加工费，大头都让别人赚取了。
就是我们最强的制造环节，我认为也很欠缺。我们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还太不成熟，还太薄弱，我们的质量还不令人满意，我们的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在世界上仍是出名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不是“世界工厂”，最多是一个“车间”，就是“车间”的功能我们也还没有做好。
张仲文：我同意马总的意见，不能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如果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这样一个现实的话，那会给我们国人带来很多认知的盲点，而这些盲点会把我们带入一种误区。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充其量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我们在外资企业眼里是怎么样的呢？我经常听到很多的外商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最大的消费国和最大的出口国。”我们的确在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玩具、打火机等，已经成为最大。但在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领域里，我们还差得很远。
当然，我们应该有信心，在未来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首先，在总量和质量上，“中国制造”都应该名副其实。其次，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在各个行业和领域都要有自己叫得响的品牌。再次，从上游到下游，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工厂”体系。反观我们现在的企业和产业，彼此都是孤立的，根本没有形成链条。从研发、设计、制造，一直到营销网络体系、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这种立体网络体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拿松下来说，从上游的元件、零部件、材料，到下游的服务贸易、物流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产业链。松下在中国目前有60多家企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把中国的60家企业打造成引领松下电器在海外发展的引擎。这其中包括46家制造企业，给它们配套的企业有多少呢？是4000家，有民企，有外企，也有国企。
当前，中国很多的企业正在建立品质认证的网络体系，比如ISO9000的认证，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价格战硝烟何时休？
黄发静：中国目前俨然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生产大国，像我所在的打火机行业，我们国家的产品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市场的蛋糕被你切了80%，剩下的20%老外们不够分，他们也要生存，所以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抵制中国进入他们的市场。所以在近几年，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倾销调查频频不断。当然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没有逆来顺受。比如：我们的打火机就打了两场官司，我们胜利了，我们很高兴。但在高兴之余，我们也在认真地反思自己：未来怎么办？我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否做得够好了？远远不是。
首先，行业的自律普遍太差，热衷于价格战。对于做生意来说，价格战是一张最方便、最简单、人人都会出的牌。中国的产品的确有很多在世界上都占据了巨大的份额，但我们是在长期维持低价格的前提下完成这种扩张的。价格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劣势。我们的企业都发展了20多年了，就是走不出低价的怪圈。看看我们眼下的现实吧：所有的老板都不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做坏掉，都想多赚钱，但无休止降价的恶劣竞争环境使我们只能勉强地维持着这种看上去平衡的局面。
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给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留下非常坏的印象：“中国制造”好像就是一种“烂货”。
其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太弱。我们国家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政策不够完善，执行的力度也不够强。有的专利官司就算你打赢了，可你耗尽了精力，耗尽了时间，等你赢的时候，你的这个产品已经没有市场，最终你还是输了！
金 碚：的确很奇怪，不仅中国的企业打价格战，外资企业也到中国来打价格战。如果仔细研究一些外资企业，你会发现，它们在全球所实施的战略和在中国实施的战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生产洗衣粉、牙膏的企业，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是高价格政策，而现在他们也加入了价格大战的阵营。价格战，几乎每个产业都在劫难逃。习惯了价格战的中国企业再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一定会遭遇重重障碍。
行业协会何时名副其实？
黄发静：在这种内忧外困的情况下，企业十分需要行业协会的帮助。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温州烟具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1992年，主要是起到政府的桥梁作用，内部的自律作用，以及行业内部的一些平衡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都明白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不要说行业协会，就是政府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政策。所以我们呼吁社会从法律法规上，从政府引导上，去规范行业协会，使得行业协会真正能起到凝聚行业和沟通企业与政府的作用。
我们同时希望所有的行业协会，不要变成二级政府。眼下有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家把行业协会变成了个人的政治舞台，或者利用协会作为自己和政府沟通的便利渠道，从而失去了行业协会的本意和它应有的作用。
“压缩型”成长的代价几何？
金 碚：现在有人给中国工业化提了这么一个概念：中国工业化是“压缩型”的工业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事情在其它工业化国家，都是经过了一百到二百年的时间，才会逐渐出现然后加以解决的，而中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几乎要把世界上其它国家工业化过程所经历的事情都要经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来经历。
工业化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问题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对代价的评估是不一样的。其它发达国家也经历过污染的过程，伦敦、东京概莫能外。他们用了一百到二百年的时间，才逐渐从消耗资源型转向节约资源型，在最初他们也破坏环境，也对工人实行了血汗工资制度。
而中国在经历了很短时间的快速成长之后就突然发现，我们现在也必须要重视这些问题了，否则我们发展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要成为一个生产大国，就必须遵守目前的国际规则。如果不遵守，就跟不上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就会被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
所以我们在竞争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到生产上的份额多少，沿用过去的“血拼式”的斗争。我们也要考虑到环境，要考虑到员工的福利，考虑到技术的进步，而所有这些东西，从企业经营上来说，都会对企业的成本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怎样在这两者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的一条道路？中国依靠什么来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
张 跃：这使我想起前不久在德国经历的一件令我生气的事情。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德国《明星》杂志要采访我，他们说要拍一些工人在工厂的照片，我们就召集了车间的工人，让他们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从高空拍下来的，三千多员工站在工厂里。
我以为他们对我们公司进行了客观的报道，殊不知，他们把我们作为反面的对象，作为对中国过强的生产力增长进行严厉抨击的一个例证。说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倾销到德国，说我们要控制全世界。当然远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行业，钢铁、水泥、化纤、小商品等都进行了攻击。
文章和照片刊登以后，很多德国人跟我们经销商说，你不能再代理远大了，这是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你们夺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岗位。
提起德国，我更想说的是另一种启示。我们在德国的确卖了一些产品，和德国接触比较多，我感觉德国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如果说“世界工厂”，德国是当之无愧的。上个世纪70年代，是德国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很多化工企业都集中在莱茵河流域，莱茵河不要说有什么鱼，连河水发出的气味都像药水一样，十分刺鼻。在随后的时间里，德国人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莱茵河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今，莱茵河已经可以钓到鱼了。相比于中国目前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德国的这种转变过程无疑具有借鉴和学习的意义。
也就是说，德国在工业能力没有下降甚至更加强大的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却做得卓有成效。我们在和德国人无论是谈技术问题，还是谈产品和售后服务问题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环境。比如：我们有一种产品，在中国、美国等世界很多地方都能使用，但是在德国就是不让使用。德国人以宽容和理性而著称，但是他们对环境非常的苛刻，而且这种苛刻是发自内心的，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德国，从国民到官员、到企业，大家都一致地去追求环境的健康，非常让人感动。
六年前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们，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国力提高了，没有人敢忽略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成就是以自立为基础的，是以维护生态环境为基础的，那是值得祝贺的。但如果是以付出惨重代价为基础的，则需要我们警惕了。
第一个就是中国劳工过低的成本。比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工厂里，工人一个月辛苦了很长时间，工资也就是三四百块钱，这应该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这些工人的收入是不足以支持一个家庭正常生活的。而有些厂工作生活环境也非常差，个别工厂连床铺也是一个床三班倒轮着睡的。对待工人，应该首先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应该是顺应整个社会进步趋势的。我们的这种优势和现状还能维持多久？值得每一位企业家深思。
第二个是高资源消耗。我们的能源效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就带来了污染。至于说到污染，我们更是惭愧……中国现在有40%的地区是酸雨地区，事实上这40%的地区覆盖了我们90%的人口，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有人口的地区就是酸雨地区。
第三个是低利润。除了我们的打工仔是“低利润”以外，我们的企业也是低利润的。低利润，低价格，是国内很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砝码。这种低利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认为除了只能支付更低的薪水以外，还有就是更无研发能力。正是因为没有研发，才造成了这个低利润，造成了高污染。研发不是说做出一个新的产品那样简单，资源高效率的利用应该是研发最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世界工厂”的未来何在？
马金泉：刘积仁总裁说，中国不但要成为世界工厂，还要成为世界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景，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
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一种比较优势，不能恒久。怎么来提高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核心竞争力最关键的就是技术。你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你有没有研发能力？刚才提到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耗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技术上创新的问题。你有没有核心的技术，你有没有先进的技术，来源在哪里？
人才是技术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的人才从数量上讲真不少，我们的研发人员在世界占第二，博士数量也超过了日本，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也与美国相当。人才储备足够了，为什么缺乏创新，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呢？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弱，二是我们缺乏资金，对研发不重视。
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提高到营收的1%了，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发达国家都在5%以上，甚至达到8%～10%。在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大公司不仅搞应用开发，而且也在搞基础开发，基础材料、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开发。我们别说是基础研究，就是应用研究也非常薄弱。
第二，我们要创造名牌。名牌是什么呢？要靠精雕细刻，靠精益求精，要长期培养乃成。所以我建议和希望：凡是有条件的企业，尽量去做自己的品牌，不要做OEM。在一开始我们不了解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没有订单的时候，OEM是必要的，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国际市场，哪怕是慢一点，开始赚钱少一点，也一定要打自己的牌子。创出名牌来，你才能获得刚才我所说的100%到170%的利润。
我还想说的是劳动力的素质，或者说整个国民的素质。比如说诚信，世界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富人都喜欢把钱存到瑞士去呢？那是因为瑞士的银行为用户保密，在为用户负责方面做得最好。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负责任。不要去做假冒伪劣，不去做坑蒙拐骗的买卖，要不我们连“车间”的帽子都戴不住。因为有一些后发的国家和民族正迎头赶上，将来很可能要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在守信、在负责任方面比我们强。我们现在的教育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能力的培养，以及道德和诚信的教育。我们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就应该从提高全民族素质做起，从教育抓起。
张仲文：中国的企业要跟踪面向21世纪未来发展的两大问题、两大主流。
一个就是未来世界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越来越近的时候，传统的企业模式将被打破，一种个性化消费的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个是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眼下，世界的趋势是，如果企业不在节能、环境保护上着力，那么今后你不可能出口，内销也不可能。打造世界工厂你必须要符合世界标准，不遵守这些标准连门都进不去。
张 跃：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做跟人家同样的产品。要是做同样的产品，就不可能有竞争力。产品的创新和质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你确实要有核心、独特的竞争力，有大量自己的知识产权，有别人不能胜过你的地方。
我觉得研发是企业的必须行为，如果没有研发，只能算是简单制造产品的工厂，或者仅仅是一个车间。没有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你的生命线就会永远握在别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