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是把双刃剑
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的十年间，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时至今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中已经占据很大的份额，世界500强商业巨头中已有400多家涉足中国。在中国创造的连续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中，众多跨国公司显然功不可没。
但中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对跨国公司的认识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极左的年代，人们习惯于按阶级和意识形态划界，跨国公司自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经济侵略的工具。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人们仍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不速之客”，在争论和担心中迎接着它们的到来。
及至后来，跨国公司凭借着其在全球和我国的经济成就，以及它们的现代理念、优异业绩和先进的管理思维逐渐赢得了中国人的欢迎。原有的担心逐渐被对它们经济成就的期待所取代，原来的争论也逐渐倒向积极的一方。
尽管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起，不少研究者就提醒人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进入将是一把双刃剑。但在整个社会都热衷于快速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跨国公司的影响中积极的一面。其实，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发生了较严重贫富分化以及下岗、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十年，但人们没有将这两个表面上并不相干的方面联系在一起。
不平衡的就业结构
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跨国公司对我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并因而成为在评价跨国公司影响时争议较多的领域之一。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富裕的国家，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因此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及其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为促进我国就业岗位的增加从总体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及其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也导致了我国就业的结构性不平衡。在总体上促进就业的同时，也使某些群体的就业问题相对困难，甚至是绝对的滑坡。
首先，尽管跨国公司的投资带来了就业岗位的增加，但它同时也对本国企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许多技术和管理落后的国有及集体企业遇到了真正的难题。因此，当面临跨国公司的冲击时，准备不足的本国企业就只能以“断臂求生”的方式去面对挑战和参与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为此而做出了牺牲，政府也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其次，本国企业的下岗失业者也由于年龄偏大和技术落后或过时等原因难以充分利用由跨国公司投资而带来的就业机会。
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
在过去十年里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迅速增大。目前，从总体的收入差异上看，我国已经进入高不平等程度国家之列。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拉大同时表现在三个系列上：
首先，在地区差异上，鉴于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外商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差异自然也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东部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44.1%，而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却占全国的85.4%；中部和西部地区占总人口的55.9%，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只占14.5%。①
其次，在城乡差异扩大方面外商投资的因素也相当明显。尽管在1990年代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步伐迅速加快，但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中，农业部门（含农林牧渔）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却是下降的。19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02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55%。② 再加上198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的相对萎缩，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跨国公司和其它外资在城市中就可以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外资向农村地区的流向受阻，结果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再有，在城市内部的差距中，除了受跨国公司等外商投资的冲击而导致大量下岗失业以外，外资在各个行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外资企业员工收入高于其他企业等因素也是拉大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机构中还云集了一批中高级的技术及管理人员，他们以其独特的国际背景和高学历、高技术和高收入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成为了我国过去十年中社会阶层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
19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发现，自196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是导致西方各国“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本性原因。19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也指出，经济全球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过去十年中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下，政府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方向。首先，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中都逐渐放弃了过去的“国家福利模式”，而代之以一种社会化的“混合福利模式”，并将过去国有部门中的普遍性福利模式转化为目前的选择性福利模式。 同时，政府没有及时对非国有企业在劳动者的雇佣、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企业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很大的国家，我国要想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尽可能地控制劳动力价格。其结果是，1990年代以来在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改革导致其再分配和平等化的作用减弱。在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已不再强调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其基本目标，而将其降低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再分配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难以发挥出来，使它在缓解不平等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方面的收效甚少。
上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与跨国公司操纵国际投资的情况相关联。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约束税率，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各地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而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地用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而不得不约束在社会事业方面开支，其结果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相对降低。
新自由主义流行
从全世界范围看，过去20多年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同时还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迅速蔓延的时期。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是具有很强平等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但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政府、学者和民众都比以往更多地接受了效率优先、市场机制、自由竞争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并且比以往更加容忍不平等的扩大。在这一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所起的推动作用。首先，跨国公司以其卓越的商业成就显示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价值，当人们接受了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商业运作方式时，也就受到了蕴涵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跨国公司在其人员本地化的战略中，以其庞大的人员培训计划和企业文化为我国培育了一代商业精英。当他们的事业成功以及由此而带来高收入和“高雅”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的时候，凝聚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价值也自然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更多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和提高经济运行活力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流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忽略社会公平、平等、集体主义和社会关照等社会价值，并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价值进行综合，以促进和保持可持续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